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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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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准的讨论，毛泽东走下“神坛”，身上的“神化”光环被摘去，人们便对毛泽东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新的探寻心理。
除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毛泽东晚年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封闭状态，这本来是十分可喜的历史进步。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人便会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
从国际背景方面来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人们在震惊之余，总觉得不论时代怎样变化，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永放光芒的。因此，对毛泽东更加敬仰。追寻毛泽东的足迹，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基于这种情况，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怀念心理，必然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凝聚成一股浪潮。于是，便导致在中国神州大地上悄然兴起了“毛泽东热”。
兴起“毛泽东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积极撰写有关的著作；全国出版界竞相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1989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权延赤执笔、李银桥著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4月，权延赤的著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和高湘泽等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著作《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出版。5月，汪东林的著作《梁漱溟与毛泽东》，董志英编写的《毛泽东轶事》，权延赤撰写的《卫士长谈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等著作出版。6月，郑宜等编写的《毛泽东生活实录》，贾思楠编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出版。10月，武原主编的《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权延赤编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年～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出版。1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薄一波撰写的《领袖·元帅·战友》。12月，海鲁德等编著《生活中的毛泽东》，华英编著的《毛泽东的儿女们》，逄先知等著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出版。除此，全国各报刊相继发表200多篇有关论述毛泽东的文章。上述这些著作和文章，从不同侧面记述了毛泽东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再现了他的不朽功绩，激发了人们对他更加热爱和崇敬的深厚感情。就这样，“毛泽东热”日益高涨起来。
第二年，即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40多种，有关文章800多篇。1991年，全国出版毛泽东的图书60多种，有关文章700多篇。1992年，初版、重版的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就有140种。
毛泽东图书出版热持续到1993年，形成规模巨大的高潮。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精心策划向读者推出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对其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仅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专门报批的就有270种，其中有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河北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目录大全》；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丛书等，均为内容丰富的精品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故乡人对毛泽东怀有深情。因此，湖南各出版社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更加积极，计有50多种。其选题涉及哲学、史学、文化学、军事学及教育、文学艺术、体育等10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既有在早些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第一批有影响的读物，也有探索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宝贵史料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的青年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等；既有以纪实的笔调描述感人的《毛泽东求学记》、《毛泽东外巡记》、《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也有客观地表现伟大领袖风采的《湖南文化与毛泽东》、《民族精神与毛泽东》等；既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最新成果《论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第一生产力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等，也有别具一格便于收藏的《毛泽东墨迹大字典》、《毛泽东邮票大典》、《毛泽东诗词字典》等。湖南出版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图书，不仅品种多题材广，而且特色鲜明，为全国出版界所瞩目。
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家人也加入编写关于毛泽东图书的行列。毛泽东的长儿媳刘思齐主编了《人民领袖毛泽东》。毛岸青、邵华主编了大型研究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编好这套丛书，毛岸青、邵华曾到祖国大江南北10余个省、市收集大量珍贵资料并认真进行考证。因此，这套丛书首次披露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材料，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从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情况来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据探究，毛泽东著作最早译为外文发表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刊于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和《革命的东方》。当时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认为此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苏联和共产国际都没有报道，而对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却有记述。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苏联《真理报》才于1935年12月12日撰文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发表题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领导者》、《劳动人民的领袖》的文章，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并且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1982年，我国党史研究工作者查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资料时，在1935年的档案中，发现了《毛泽东传略》一文。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此文是目前所见较早地全面记述和评价毛泽东的文字材料。其中评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0年版，第148页。
1936年7月，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朋友马海德，到陕北做了4个月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斯诺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还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党政干部、普通战士和农民。10月回到北平后，为《纽约太阳报》、《时代》、《生活》等刊物撰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
1938年1月，美国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后国外一再出版，达20多种文字，备受国外读者欢迎，一时形成“中国红区热”、“毛泽东热”，产生了轰动效应。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该书的中译本，在1938年由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以“复杜”的名义出版后，曾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聚居地。直到今天，斯诺这本书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经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也从西安戒备森严的迎宾馆越门而出，摆脱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严密监视到达陕北苏区。她通过5个多月的采访，在获得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西行漫记》的续篇——《在红色中国内部》。此书的记述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杰出领袖，由于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渊博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
不过，斯诺夫妇等西方左翼记者当年对毛泽东的访问和研究，同后来西方兴起的“毛泽东学”的探索是不同的。从斯诺等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比后来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因而不可能形成一门学科。另一方面，斯诺等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其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1938年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写的那样：“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谈话所构成。”因此，这本书虽然受到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但是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和那些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学者，对这本书以及所记述的材料是不屑一顾的。
1946年6月至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根据多次访华采访获得的材料，在延安写了《毛泽东思想》一书。后在上海修改订稿。翌年6月在美国《美亚》杂志6月号发表。其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时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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