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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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第3期。


　　晚年篇

　　毛泽东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吗（1）

　　彭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因此，从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彭真。
　　然而，时到1966年5月1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看不到彭真的身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写道：
　　5月，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充斥着他的支持者。会议完成了清洗彭真和其他一些“右倾分子”的任务；任命了一个新的激进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小组，其成员包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会议花了12天的时间来说服彭真承认错误。〔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38页。
　　彭真被“清洗”，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毛泽东于1966年5月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吗？不是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
　　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14日，毛主席对《通知》草稿做了重大的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话……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24日，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根据毛主席的安排，从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并于5月16日通过了陈伯达起草、毛主席做了8次修改的《通知》（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作者注）。这个《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2～1234页。
　　另外，据李雪峰撰写的《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一文记载，1966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毛泽东仍在杭州，所以没有参加会议，而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以及日程安排，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在会前，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5月11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次会议，对《五·一六通知》草稿一字未改，全体举手通过。
　　《五·一六通知》的内容，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1～322页。
　　上述情况说明，对彭真做处理进行专案审查，不是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

　　彭真因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狱吗（1）

　　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会间，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当时，彭真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这句话有很大分量。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隐藏的含义，当然更没有想到将来会对吴晗进行大批判。
　　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因此，指示北京的报刊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将姚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出版。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被迫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
　　时到11月29日，《北京日报》虽然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按照彭真的意见编发的按语，特别强调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北京日报》还有意安排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以笔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撰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文章，尖锐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不仅如此，彭真还不同意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并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
　　上述彭真的表现，使毛泽东非常恼怒，严厉批评说：“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30年。”见《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5月1日，北京举办庆祝国际劳动节活动时，彭真没有公开露面，其情况怎样呢？红旗出版社于198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一书记载：
　　批判吴晗的新浪潮迅速地波及到北京地区的整个党组织；据报道，北京市的市长彭真于1966年4月被捕入狱，但到6月初才正式宣布撤他的职。〔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93页。
　　彭真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狱的吗？此说是有误的。1966年，李雪峰曾参加中央的会议，并接替彭真的工作。他回忆说：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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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3～324页。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8月12日下午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其中写道：
　　（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的决定。
　　（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
　　上述情况说明，1966年5月11日，彭真还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坐在会场的第一排。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做出决定撤销他的职，被捕入狱怎能是4月呢？

　　毛泽东写了几张“大字报”（1）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对中央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指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说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他在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