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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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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遣别嫁。这番议论，被萧柏泉讥为“风流经济”，我们今日看来，也确实
不够高明。但他还是尊重女性人格的。四十一回写沈琼枝，充分写出了当时
社会制度下受压迫凌辱女性的内心深处的辛酸和苦痛。沈琼枝对杜少卿和武
书说：“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
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今见二位先生，既无狎玩我的意思，
又无猜疑我的心肠。。”作者对于沈琼枝的同情和尊敬，也还是由对于利欲
熏心的世俗社会的反感而生。后来杜少卿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
见了，就消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书中写
沈琼枝言谈行动落落大方，对待拘捕她的差役，回答知县的审问，都从容沉
着，理直气壮，有主意，有信念；一直写到沈琼枝的故事结束，都是笔歌墨
舞，把这个反封建反世俗的女性英雄，塑造出光彩夺人的高尚形象，并从而
对当时窳败黑暗的社会和政治作了真实深刻的揭发。
（六）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所
以讽刺即是写实。吴敬梓的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是他的
讽刺艺术的生命。《儒林外史》所写的人与事不止具有严格的真实性，而且
也是平凡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是日常普遍存在着的。不过这些日常生活现
象，在别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好像认为应该如此，理所当然似的。但作
者则从爱国主义的正义思想出发，以其清醒头脑，敏锐感觉，随时随处明确
地认识和强烈地感到那可笑、可鄙与可憎，这对他，犹如芒刺在背，骨鲠在
喉；他以艺术的笔，善意地写它出来，希望“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
可取以自镜”。
闲斋老人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谈稗官者可进于史。”又说本书
所以名为“外史”，是表示不自居于“正史”之列的意思。作者在书中所表
现的态度，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史家的一种高明的传统态度。在我国古代史家
所要求采取的实即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态度的要点，是反对主
观主义，力求客观真实。不但不容许无中生有或凭空臆造，而且力求“不虚
美”、“不掩善”，即不容许以主观去任意改动客观真实。认为国家大事的
得失成败，如日月之蚀，绝不是“饰辞矫说”所可掩蔽的。所以要求做到“明
镜照物，■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但又绝不是置身事外，无是无
非的客观主义态度。即在记载中，在处理上，要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有一定
的褒贬倾向。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春秋之所书以褒贬为主。”《三字
经》说：“寓褒贬，别善恶。”史的目的就是分别善恶，有褒有贬，使后人
借鉴。但这种别善恶，有褒贬，要能“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
对于所拥护爱戴的方面，不掩盖隐藏其缺失；对于所反对的方面，也不抹煞
其优长。这就是，排除主观偏见成见，而将客观真实显示出来，让它本身去
作褒贬。因为客观真实本身有善恶，有是非；史家要能发现它，掌握它，把
它显示出来给人看。我国古代史家所讲究的这种态度，实是一种努力追求与
坚持真理的合乎科学原则的态度；而这，在写作上也就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
义态度。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首先就生根在这种严肃的现实主义上面。他
接受了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具体运用在小说创作上，而加以发扬光大。
比如，书中写了几个正面人物，主要只是肯定他们不同于世俗、不热中
功名富贵这一点。他们轻视功名富贵，所以心怀冲淡，为人笃实，有真性情，
有真见解，有真信念。他们一个个是活的人，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而不
是一些善的概念或标本。他们都生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因此，也就不能完美
无缺。比如被称为“真儒”的虞育德，就不是没有可疵议之处。他把家乡房
子给表侄汤相公住，表侄拆卖了，又到南京来找他要银子租屋住；他说拆卖
房子是应该的，要的银子也照给。这就是只顾自己讲厚道或恕道，实际鼓励
别人作坏。一个监生犯了赌博，送给他惩处，他却留在书房里天天一桌吃饭，
大加优待，还替他向上面辩白。学生考文作弊，把夹带误夹在卷子里，交到
他手里，他赶快悄悄还给那学生，发案之后，这学生考列二等，跑来谢他，
他坚决不承认有这事。这样一些作法，当然都有他的不同于世俗——尤其反
对功名富贵制度的高明之处，但既然如此，他何必做这国子监的学官？这实
在是一个为社会风气反激出来的迂而无当的滥好人。又比如杜少卿，这是作
者取他自己为影子而创作出来的一个正面人物，他在家乡相与臧荼和张俊民
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他骂臧荼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但仍和他
们做亲密朋友，大把的拿钱帮助他们。所以娄老爹批评他“贤否不明”；这
是十足的旧家大少爷脾气。余大先生，在书中也是作为有品行的君子来处理
的，但他到无为州去打秋风，受贿赂，闹出一场官司。凤四老爹是个义侠，
却在秦中书家作宾客，为冒官的万中书大卖气力，这样的“侠”和“义”，
也未免无聊的很。从这些处理上，我们很难说对这些正面人物就毫无挖苦的
意思。但他们在主要方面，毕竟还是应该被肯定的典型。这些正面人物并不
使今日的我们读着觉得讨厌，起反感，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
生生的人。这就是作者的“爱而知其丑”的态度。
同样，书中对于否定人物，主要也只嘲笑他们热中功名富贵，醉心八股
时文，此外决不一笔抹煞。而且对他们也不苛求，许多被挖苦的很没品行的
人物，都让他们参加了祭祀泰伯祠的典礼，担任着职位，其中如辛东之、金
寓刘等性格有些恶劣，如储信、伊昭等很庸俗，景本蕙、臧荼等很无聊。但
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功名上不得意，都不是富贵中人；参加泰伯祠
祭典的，没有一个飞黄滕达的人物。书中对一些高官厚禄、享有富贵的上层
人物讽刺得最辛辣，最不留情，如对高翰林、秦中书和施御史等；那是因为
这种人确是那副嘴脸，我们只觉写的新鲜活跳，入木三分。但书中也并不一
味否定做官的，比如向太守对鲍文卿的厚挚之情，李给谏对匡超人的提携之
力，都写得真切动人。这就是作者的“憎而知其善”的态度（这里也只是指
出他处理人物的态度的特点，至于这种态度是否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那是
另一问题，这里不谈）。
鲁迅所说作者“秉持公心，指敗北住保匾挠Φ笔窃凇捌荻苄常�
婉而多讽”这一特点方面。就是作者对于人物的挖苦嘲笑，决不是对个人的
人身攻击，相反，他对他们都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这就使我们在阅读中，
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与可憎，但同时又觉得他们处境很惨，十分可怜；我
们忍不住要笑，但同时又不禁皱起眉头，沉下了心，觉得难过。因为书中揭
露得很明显，不是这些人本身不可救药，而是他们的思想性格里体现了政治
与社会的罪恶。作者好像坚决地相信：人多是些好人，比如匡超人、马二先
生、王玉辉等等，他们只是受了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作弄，以致迷失本性，陷
入这样堕落无耻、愚妄无知的不堪地步。这就是，从人物思想性格的描写中，
深刻地揭露了那政治与社会的本质；从对于人物的嘲笑中，有力地攻击了统
治者与社会制度。作者热爱着民族，热爱着祖国，热爱着人群，但是痛恨满
清的罪恶统治，痛恨腐朽的社会制度。他清楚地指告给读者，要对那罪恶统
治抗拒，要和那腐朽制度隔离，要站得远远的，保持自己善良纯朴的品质，
清新自由的合乎真理与人情的思想。书中对于士子的堕落与愚妄，对于社会
的恶劣与庸俗，对于政治的黑暗与窳败，都通过人物描写，作了无情的深刻
的暴露和有力的鞭挞，但同时，他又对自己的民族、祖国与人群持着坚定不
移的信心，认为我国先代所遗光辉传统和精神财富无比深厚，不可摧毁，世
道人心可以变得好起来，一切的丑恶与耻辱都可以洗刷干净。因此他虽然身
处日益沉沦的黑暗现实之中，但绝不悲观，绝不沮丧。他似饥若渴地热望着
未来的光明，似饥若渴地寻求着那种继承了过去传统和显示着未来光明的力
量；这种力量主要是表现在人性的尊严上面，表现在对于真理正义的理想的
坚持上面，表现在对于生活和创造的执着与热爱上面。但是显然的，他已经
渐渐不能在士子们——无论富贵的或贫贱的——社会里发现这种可贵的力
量，因之他也渐渐不能再把对于未来光明的希望寄托在士子阶层了。在最后
“添四客”、“弹一曲”一回的开端，他以黯然之情综括地叙明了这一点，
而后，写了四个特立独行、有品格有信念的狂狷人物：一个“自小儿无家无
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的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个“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
卖火纸筒的棋手王太；一个家道破落后，沦为开茶馆的，会画画，喜读书的
老人盖宽；一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
做诗”的，做裁缝的荆元。他在自己所接触到的生活范围里面，欣慰地发现
所寻求的那种显示未来光明的力量，是存在于市井下层社会里面了。
吴敬梓的爱国主义是热烈深沉的，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是严肃的、高度
的，因此，他的讽刺艺术也是无比深刻的。他总是从日常生活现象的体察之
中，抓住事物内在的本质，透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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