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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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作响，天棚上透进的阳光像耀眼的星星在闪烁。我一动不动地坐着，脑子里产生一个经常出现的想法：像这样被一个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所接受，该是多么令人惊叹的特权！我永远不会把这样的特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灰胡子戴维”沿着一条路径明晰的小道走开时，我跟了上去。接着他离开小道，钻进小溪边的浓密灌木丛。我的身体被那些藤条缠住，心想这下肯定跟不上他了。可是，我发现他坐在水边，似乎是在等我。我看着他那双分得很开、目光炯炯的大眼睛，觉得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的个性，他那沉着自信和内在的威严。许多灵长目动物都把直接对着它们眼睛的目光看作是一种威胁，可是黑猩猩则不这样。从“戴维”身上我了解到，只要我的目光中没有傲气或者乞求，他是不在乎的。有时候他会以同样的方式看着我，而那天下午的情况则正是如此。他的眼睛就像心灵的窗口，如果我有能耐，真能看出他在想什么。自从那一天之后，我不止一次地希望，如果我能够通过那双眼睛，用黑猩猩的思维方式去看“灰胡子戴维”那个世界（哪怕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那该有多好哇。有这样短暂的时间，也就不枉一辈子的研究了。因为我们受到做人的局限，被禁锢在人类的视角、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之中。的确，要想从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视角，或者从一个异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又谈何容易？
　　　　我和“戴维”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看见从油椰树上掉在地上的一只熟透的红果子。我把它放在手心上递给他。他看了看我，然后伸手把果子拿过去。他把它扔在地上，可是却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我已经不需要任何语言就可以理解他传递的信息了：他不需要那只果子，可是他理解我的用心，他知道我没有恶意。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他的手指轻轻握住我手时候的情景。我们以一种比文字更加古老的语言进行了交流。这是我们与我们的史前祖先所共有的语言，是沟通我们两个世界的语言。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戴维”起身离开的时候，我没有跟着他，而是静静地留在汩汩的小溪边，回味着刚才那段经历，以便把它永远记在心里。
　　　　对“戴维”和他的朋友们更多更快的了解，增强了我对异类生命历来所持的深深尊重，使我不仅对黑猩猩、而且对人类在世间万物中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黑猩猩、狒狒、猴子、鸟儿、昆虫、生机勃勃的森林中的各种生命、永不平静的大湖中那起伏的波澜、太阳系中那些数不胜数的恒星和行星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些都是一个了不起的神秘世界的一部分。我也是其中酌一部分。我的心中出现一阵平静。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思考：“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贡贝给以我的平静，与我身处繁忙的文明世界、在古代大教堂里感受的平静非常类似。十年变迁
　　　　1964到1974年是我非常忙碌的10年，在多方面取得成果。
　　　　我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土学位，8年后我受聘担任斯坦福大学副教授，每年有3个月给一个很大的本科生班讲授人类生物学。我和雨果·范拉威克结了婚。他是个才华横溢的电影制片人和摄影师，是国家地理学会派到贡贝拍摄黑猩猩项目的纪录影片的。他和我共同创办了一个研究站。我们有了一个孩子，取名雨果·埃里克·路易斯。可是，到这1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离了婚。那10年是我勤奋工作——管理、教学、分析、出版资料——的10年，也是我一生中变化最大的10年。我发现了做母亲的欢乐和责任。我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尝到了与配偶密切美满的关系逐渐发生变故和破裂的苦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情感上的巨大痛苦。此外，还有一种失败和愧疚感。
　　　　我和雨果是1964年结婚的。当时黑猩猩“弗洛”生了孩子。尽管我对小“弗林特”的成长作了极为详细的记录，雨果还是用16毫米摄影机和固定照相机拍摄了他的成长过程。雨果建立了一个黑猩猩香蕉供食站，这对他抢拍所需要的镜头起了很大作用。“灰胡子戴维”把他那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带来享用这个美味佳肴。我们因此又成功地向国家地理学会申请到一笔追加资金以便录用更多的学生，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收集数据资料。这些规模不大的雏形开始成为研究中心，最终成长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跨学科动物行为野外研究站之一。
　　　　那10　年中，我有不少时间是在贡贝以外度过的。我初次赴美国讲学的时候，心里比较紧张，不过还是挺了过来。我不仅把知识传授给了别人，而且也获得了一些经验。每次离开贡贝，我都有些伤感，登上开往基戈马的航船，回头看着山嘴那边林木覆盖的山坡，眼睛湿润了。那次讲学完我回英国去了一趟。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白桦山庄基本没有变化，家里的人都在等我。可是其他方面似乎都变了——变得非常陌生，变得与我格格不入。其实，发生变化的是我。在贡贝呆了几个月之后，我对我们所创造的“文明”世界有了新的认识：那是一个由砖石与砂浆、城市与高楼、道路与汽车以及各种机器构成的世界。大自然是那样地美好，那样令人心旷神怡，而人造的世界似乎是那样地丑陋，精神上是那样地贫乏。每次我从贡贝回到英国，这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总使我感到惊诧不已，感到越来越丧气。我离开的是一个生生不息、非常宁静的森林世界，那里的居民过着简单而有目的的生活。我走进的是一个物欲横流、浪费惊人、相互攀比的西方社会。这里没有迎风微微作响的枝叶，也没有轻轻拍击沙滩的波浪，没有小鸟的歌唱，也没有蟋蟀的呜叫。我听到的是隆隆的车流声、刺耳的摇滚乐声和喧闹的人声——没有一刻的安宁。这里闻不到入夜开放的白色花朵的芬芳，也闻不到久旱逢雨的土地所发出的气息，只有刺鼻的汽油和柴油味、人们做饭的气味，还有公共厕所里盖过臊气的消毒水气味。离开贡贝回到发达的文明世界，我就发现自己无法感受上帝的存在。当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在内心世界中保持森林里的那份宁静。
　　　　在返回西方世界的那些日子里，我还意识到环境所遭到的破坏。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了可怕的橙剂①＇1＇，它能使敌方领土上的植物叶子全部脱落——这种做法引起了世人严重的关切。在英国一个主要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放射物质的泄漏。雷切尔·卡森②＇2＇发表了她那本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她在书中写道，使用杀虫剂虽然对害虫有暂时的抑制作用，但对鸟类、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甚至对家养动物和人类都有长期的危害。约翰·肯尼迪总统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结果证明这些指控属实。结果，滴滴涕（DDT）和其他几种杀虫剂于1968年被禁用。然而，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它却仍然被大量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另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人口炸弹》，作者保罗，埃利希在书中对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表现出关切。
　　　　1967年，我们的儿子雨果·埃里克·路易斯降临到这个世界。后来我们都喊他“格拉布”（Grub），而且他至今还保留着这个诨名。我们的非洲朋友认为我们应当给他取名“辛巴”（Simba）③＇3＇，因为就在他出生前，我和雨果在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露营的时候，有三只年轻的雄狮造访了我们的营地。它们撕碎了厨师的帐篷，后来我们只好动用兰德越野车把它们慢慢地赶走。回到帐篷后，我们发现帐篷的门帘被点燃的煤气灶烧坏了——我们原以为一圈燃烧的火苗能吓唬想进人帐篷的狮子。于是我们只好到附近一个小木屋去安身，可是就在它的廊下，一只长着黑色鬃毛的大雄狮饱餐之后正躺着消食呢，旁边的母狮正在享用那只没有吃完的瞪羚。
　　　　格拉布的童年主要是在贡贝度过的，但他在塞伦盖蒂也呆过，因为他父亲在那里拍摄有关狮子、躐狗和野狗的电影。我们不让他接触黑猩猩，因为黑猩猩毕竟是捕猎性的动物，最喜欢捕捉其他灵长目动物。在野生黑猩猩看来，人类的婴幼儿只不过是一种灵长目动物而已。据报道，黑猩猩捕食人类婴幼儿的事件在贡贝发生过两起，所以雨果和我都不敢掉以轻心。
　　　　我的生活有了固定的模式。结束了开头一两年那种光荣的孤身一人的生活，每每想到那段时光，我的心里总有几分遗憾——靠我一个人，就连现在十分之一的数据资料也收集不到。现在我们从学生和现场工作人员那里看到的资料令人异常振奋。上午，我就在湖边的房子里写论文、考察报告和建议，处理其他有关事务。格拉布在湖边上玩耍的时候，总有一个工作人员看着。过上个把小时，我就到喂食站去，希望能看见有黑猩猩去。下午我就陪伴格拉布。
　　　　人们以为我在贡贝，身边有个孩子也无所谓：“你真幸运，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其实不然，因为跟踪黑猩猩的工作我不做了——由学生或者现场工作人员去做。我只是负责整个研究站的工作，此外就是花一些时间做母亲。有时候一想到我独自在森林里转悠，单独和黑猩猩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的心里就会产生一阵难受和失落的感觉。现在，似乎有的学生对每一只黑猩猩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那是他（她）所研究的行为的某个方面。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件好事，不过这意味着我似乎是在干涉他人事务。然而，我觉得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每一天都有新感觉，而且弥补了我的失落感。
　　　　通过观察黑猩猩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使我明白了一点：有孩子应当是很有乐趣的事。每天下午我都跟格拉布在一起。我们有很多时候都在玩耍，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