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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理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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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色彩艳丽的服饰。是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气味：那是热带的花和水果的香气、在炭火上烘烤食物的香味、尘土的芬芳气息、动物粪便、尿味和汗味的混合。
我记得绕过好望角驶入开普敦港的情景。开普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我之所以记得它，不是因为它很美，而是因为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种族隔离而深感震惊。所到之处，我都能看见一部分人故意歧视另一部分人的公共揭示语：所有的商店、长凳、公共汽车、厕所、公园、海滩、旅馆都贴着大写的SLEGSBLANCS 字样。这两个词在南非语中的意思是“专供白人”。这样的揭示语随处可见。
几天后我们抵达德班。在那里见到的情况更加糟糕。我在那里有个朋友叫彼得·戈登，在里士满希尔的时候是特雷弗的副手。我与他呆了一天，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种族隔离方面的事，使我再次回想起纳粹集中营的可怕情景。这是一个人种在歧视另一个人种。他跟我说的一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有一次他在街上走，一个老年非洲妇女因为要赶汽车，就小跑着超过了他。她那只购物袋里装的东西过多，拎袋子的一只把手突然断了，袋子里的东西全翻到地上。彼得弯下腰帮她捡东西，她吓得脸色苍白，哀求他快别这样。她说如果她让一个白人帮她的忙，她就会大祸临头。彼得说他实在受不了。不过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不知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我已经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当“肯尼亚卡斯尔号”到达蒙巴萨港的时候，我真不愿意旅行就此结束。我们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海上旅行使人们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友谊——不过这样的友谊多半维系不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感情上真受不了，因为就要离开新朋友，离开船上的有趣生活，离开那个根本不用作出任何决策的轻松环境。随着发动机的突突声，船在港口平静的水面上无情地向前行驶——我们到了。从海边到内罗毕坐了两天火车，我们也逐渐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我和同一个舱室的另外三个人坐在一个小包厢里，那段海上漂浮的生活渐渐远去，变得朦胧了。有节奏的车轮声代替了曾经在三个星期中伴我睡眠的轻柔突突声。窗外已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是东非的地物地貌。我终于到了。
火车进入内罗毕车站，克洛·曼奇和她母亲在那里接我。他们家的农场在基南戈普——当时被称为白人高地①＇1＇。那一段汽车旅行十分神奇。赤道地区的暮色降临得很快。我们的车突然停下来，原来路旁有一只雄性长颈鹿。我抬起头，好奇地看着它那张令人惊讶的脸，那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和那目空一切的表情，看着它转过身，翘起小尾巴，迈开别具一格的大步，似乎很悠然地走了开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看到长颈鹿时的情景，而且到现在对它仍然充满了好奇。天黑之后，克洛的父亲又一次急刹车，为的是避免撞上一只土豚（又称南非食蚁兽）。这也是我看过的书上所没有的。那家伙大摇大摆地从路上穿过，消失在黑暗之中。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东西难得看见，我会更激动的。
随后的几周，我就住在曼奇家的农场里。那里清新的山地空气、冰凉的溪水、发出各种啾鸣的珍禽异鸟使我感到心旷神怡。他们把一只大猎豹的足迹指给我看。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颖、美好，那样激动人心。可是我又一次了解到，在这表面之下掩盖着人类的仇恨和残酷，因为我遇到的许多人都参加过50年代初流血的茅茅运动。①＇2＇当时有许多白人定居者和吉库尤人中的温和分子遭到残酷杀害，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孩子。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受到残酷对待的例子来。比方说一个欧洲医生被抓住后扔进了齐脖子深的蚁穴里，渐渐地被疯狂的行军蚁活活咬死。只要被这种蚂蚁咬上一口，就疼得要命。可怜他还患有糖尿病，很快就昏迷过去。当然也有很多勇敢者的故事，特别是一些忠心耿耿的吉库尤族仆人，为了救他们的白人东家，不惜冒着死亡或者更加不可思议的危险。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去参加了一次狩猎，我实在因此惭愧得无地自容。那是我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卑鄙事？当时一个糊涂任性的年轻女孩凭一时冲动所做出的傻事情是我现在无法说清楚的。那是我遇到鲍勃之后。他是个年轻漂亮的男子，有一匹据说烈性的高头大马。那匹马已经掀翻了好几个人，谁也驾驭不了它。所以，当鲍勃邀请我到野外灌木林地去骑马的时候，我就请他把那匹马让我来骑。起初他坚持不允，可是经我一再请求，说了许多好话，（我一贯如此！）他答应了。那次骑马原来是去打猎，我以为被猎的对象是豺狗。我骑上那匹马（刚骑到它身上之后，它高高扬起前蹄想把我甩下来），感觉真不错。它高 17．2掌。不懂骑马的外行也许不知道，1掌约合4英寸，所以那马实际到肩甲突出部位的高度将近6英尺，是我骑过的最高大的马。我对猎狐行为的虚伪谴责就暂时说到这里吧。所幸的是，那次打猎什么也没有猎着——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狩猎。
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到内罗毕找了一份工作，是给一家英国公司在肯尼亚的分公司经理当秘书。我动身离开英国之前，埃里克舅舅通过他的熟人安排了这份工作 ——这是对我们的照顾，所以我们决不可忘记老朋友。我在克洛家里已经住了几个星期，现在必须自力更生了。这份工作本身一点意思也没有，但它可以使我挣些钱以便在非洲生活，并为我今后找一份与动物研究有关的工作做些准备。
我并没有等待很长的时间。事情开始于一次晚宴后搭便车回住所的途中。“如果你对动物感兴趣，”有个人说，“那就得找路易斯·利基。”于是我跟那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约好，到科里登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叫国家博物馆）去见他。我们见面的地点是他那间又大又乱的办公室，里面摊着一堆堆文件、骨骼和牙齿的化石、石器工具和其他许多东西。路易斯·利基带我参观了博物馆，就各种各样的展品向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由于我一直在阅读有关非洲和有关动物方面的书籍，大多数问题我都能回答。即使有的问题我答不上来，至少我对他所谈的内容也略知一二。我想他对我的印象一定不错，一个没有学位的人居然能知道像“鱼类学”和“爬行动物学”之类的专业术语。
我们首次见面的时候，路易斯已经54岁。他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天才，具有不断探索的头脑、充沛的精力、非凡的远见——同时具有绝妙的幽默感。后来我了解到，对那些他认为是笨蛋的人（往往是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他会发脾气，失去耐心。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受到他对非洲、非洲人和非洲动物的学识方面的魅力。幸运的是，他也很赏识我的朝气和热情、我对动物的热爱以及我来非洲的决心，而正是这样的决心，才使我有幸认识了他。他让我当他的私人秘书。这样，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博物馆里学习了有关东部非洲的动物方面的知识。我还了解了这里的不同部落，特别是吉库尤族。路易斯对他们的了解超过了其他白人学者，因为他的父亲是个传教士，鼓励他在部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他刚出生不久，就被放在篮子里置于户外。这是吉库尤人的风俗，部落里的所有老人从他身边走，都给他以祝福——每个人向他吐一口唾沫！到了青少年时期，他还与跟他一起长大的男孩子参加了成人仪式。路易斯告诉我，在割礼节中，他们在地上围坐成一圈，在每只膝盖上放一块小鹅卵石。如果在仪式中谁膝盖上的石头掉下来，那个男孩将终身背上胆小鬼的臭名。我之所以对这一点很了解，是因为路易斯那本关于吉库尤人历史和风俗的书，就是由他口述，由我记录的。
我为路易斯·利基工作不久，他和他妻子玛丽就邀请我去坦噶尼喀的奥杜瓦伊峡谷①＇3＇，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考古发掘，跟我同去的还有在博物馆工作的另外一个英国姑娘吉莲·特蕾西。1957年的时候，奥杜瓦伊峡谷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知道它的只有在塞伦盖蒂平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的马萨伊人。当年，塞伦盖蒂平原是个偏僻的地方，还没有对旅游者开放，谁也没有想到今后这里会修建道路，会定期有旅游公共汽车和小型飞机到那里去。当时去奥杜瓦伊峡谷根本没有道路，连小路也没有。我们离开从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到塞罗内拉的小路之后（这条小路现在已经成了塞伦盖蒂平原上一条通衢要道），吉莲和我只好坐在东西堆得满满的兰德越野车的顶上，为的是看清利基夫妇一年前留下的隐隐约约的车辙。
几年来，路易斯和玛丽夫妇每年都要花3个月时间到奥杜瓦伊峡谷去寻找化石，他们对在遥远的过去生活在塞伦盖蒂地区的史前动物的情况了解很多。虽然他们也发现了不少简单的石制工具，可是还没有找到制作和使用这些工具的类人猿化石。正是为了寻找古人类祖先骨骼，他们夫妇才年复一年地到那里去。1959年，也就是两年之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发现一块类人猿头骨的，是他们的大儿子约翰尼。它被命名为“粗壮南方古猿”，但人们习惯上称它为“亲爱的小伙子”、“乔治”，或者称它为“胡桃夹子人”，因为他的颌骨和牙齿显得大而有力。
我们于黄昏前到达奥杜瓦伊峡谷。随后我们迅速支起帐篷，点燃篝火。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做日志，否则多年之后的今天能有一份书面记录该有多好！我到奥杜瓦伊的开头几天究竟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从八九岁开始就一直梦想到非洲去，与野生动物一起生活在矮树丛中，如此算来也有大约14年了。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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