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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书话-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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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的观点上说，“九一八”正是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开始。可是，十三年以来，从日本法西斯起，里里外外，有多少人不愿意将这惊天动地的武装侵略定义为法西斯性的战争，而只愿轻轻地将它叫做“满洲事变”？在汪精卫秉政，执行着所谓“不扩大方针”，“睦邻政策”的时候，在关外是血海尸山，在关内是遗民泪尽，一年年的过去，在今天，我们之中也许已经有人淡忘了争取到“七七”这一天的经过是如何的九曲三回，千山万水了吧。但，作为一个和东北这块土地这些人民有过爱情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即使在战争的日子中，也曾有人一再而三，企图以东北三千万人民的身家性命作为少数人苟安和平的代价。我控诉这些人，我不止一次曾在我的剧作中“勉强地”插入了“九一八”和“东北”这些“非艺术”的使人不愉快的字眼。我懂得感情是一匹难以御制的野马，所以听到东北的口音和提到那些曾经旅行的地名就像被一根鞭子抽打着一个久未愈合的伤口。——这，在我只能说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一些日本人所写的报告和笔记，被束缚的大地在悲叹，在哀诉，在哭泣，被割开了的伤口在排脓，在流血，但，尽管是出于敌人的笔下，这一切由于“满洲”的报告不也表示了这块苦难深重的地方正在生长着新肌与新血么？血在灌溉新芽，他们沉默的战斗以心传心地在激励着整个的民族，我相信，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将我们引导到全民抗战的这“最初投掷的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麦子”的。
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善于抉择的，也只有人民的武装抵抗，是才能使侵略者的军队疾瘫的，白居易说，“野火烧不尽”，那么从那些敌人笔下所记录的材料，不是也已经够使我们远隔的人感到盎然的春意了么？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原载《艺术志》创刊号，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
《芳草天涯》前记
“你没有写过以恋爱为主题的戏”，朋友们这样对我提议。我承认这个事实，但我不承认这事实出于故意。
现在我打算写了，但我写的恐怕不是甜蜜而是辛酸。
正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恋爱的摆布，但在现时，我们得到的往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浆。
托尔斯泰说：“人类也曾经历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经历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可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他最苦痛的悲剧，恐怕要算是——床第间的悲剧了。”我同意他的话，但我不像他一般的绝望和悲观。我在他的文字中抹掉“未来”这两个字，因为我相信人类是在进步。
我望着天痴想：要是普天下的每一对男女能够把消费乃至浪费在这一件事情上的精力节约到最小限度，恋爱和家庭变成工作的正号而不再是负号，那世界也许不会停留在今日这个阶段吧。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同意托翁的话，而把“现今的”恋爱定义为人类生活中最苦痛的悲剧的。
我谴责自己，我谴责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是，亲爱的读者，在叙述人生的这些愚蠢和悲愁时，我是带着眼泪的。
一九四五年春
（原载《芳草天涯》，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学出版社出版。）
《野草》复刊私语
《野草》这本小小的杂志六年前在桂林发刊，那时候也正是光明和黑暗交错的时候，我们明白地看到和感知到了不远的光明，但是我们也无法闭上眼睛不看到眼前的黑暗。是这么一小群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谀的人，于是我们就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曲折迂回，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些呻吟与咀咒。把自己的身分规定为自然生长的野草而不愿意做点缀沙龙的盆花，这一念就决定了这个小刊物的六年来的运命。春天是践踏，秋天是刈割，冬天又是一把野火，几年的岁月就在这种不断的摧残下面支持过来，一九四三年以后，他们也居然做到了不让我们在地面上抽芽，可是现在，我们不又从瓦砾堆中透生一棵新芽了么？有苦痛就有呻吟，有暴虐就有咀咒，我们不相信暴君们的压制可以使中国人民永远无声。当然，这一次的发苗也不一定保证能够就在大地上滋长，毋宁说，我们预想着今后也随时可以遭受到摧残，但，能够有一个空隙就抽出一支芽来，这不也就表示我们还永远不放弃争斗，这不也就足以使那些“肃清狂”病者永远失望了么？
我们都是清醒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从来就不以这一点微弱的抗拒为满足，有人说现在是原子能的时代了，掌握了这种能的人一举手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绝灭千百万人口，那么你们这一点原始性的抗拒和傻劲，不是太可笑么？我们承认，我们的力量是微小而渺不足道的，可是，微小并不等于无，而这六年来的经历，却也使我们相信，这种微弱的抗拒也正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相信人类永生，我们相信人的智慧也一定会支配原子能而决不会让原子能来毁灭整个人类。去年八月间有人预言今后七十年间广岛土地上将不可能再有一棵青草，不是七十年而是七个月之后，原子弹的废墟上不是又长出草来了么？求生的本能迫使最卑微的生物执拗，这执拗的表现就是争斗，而人类就在这种绝望的争斗中继续了生存。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野草》复刊号。）
《劫余随笔》前记
自从以写文章作为我的主要的工作和职业以来，数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近十年，写得特别多，抗战的八年中，没有一天停过笔，在《救亡日报》的四年间，除剧本外，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是一直没有生病，一直没有偷懒，也一直没有沾上洁癖而已。
平生最怕被人称作什么什么家，我只想做一个用笔杆为人群服务的记者。写东西尽可能不署名，必须安上一个名字的时候也常常随意用一个笔名，用久了被人认识，就随意再换一个，好在这年头只有笔名不须要化钱。不署名或者不署真名，倒并不是怕负责或者害怕，老实说过去这二十年可怕的年月中，怕用我这个名字的常常是报纸杂志的编者而不是我自己。由于这种缘故，这二十年中，除出印了若干本翻译和十二三本剧本和小说之外，只印过两本杂文：《此时此地集》和《长途》，那还都出于出版者的怂恿。我相信，印出来的部分，数量上最多不过我所写的五分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杂文，新闻记事，和用“司马牛”这个笔名写的“三言两语”，和“蚯蚓眼”之类作为“补白”用的东西。写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见，所以写下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就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很快地忘掉了。
当然，在这些日常写下来的东西里，也偶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我们的敌人受到一点伤害，因此曾经有两次也曾想把它搜集起来出版的愿望，一次是一九四○年在桂林，《救亡日报》出版部的朋友曾替我排印过两本政论集子：《转形期》和《从春到秋》，但校完打好纸版，却因审查不通过而流产，香港有朋友愿意帮我印行，可是把纸版寄出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现在，自然连内容是些什么也不很记得起了。另一次是在重庆，也是由于一个出版社的要求，自己编了一本杂文集子，因为我在《一个旅人的独白》里曾经自喻为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当时我的报纸已经被封，我没有耕播的地方而又不甘怠惰，于是我想起了一幅北欧画家的油画：一个穷人在都市里的屋顶上浇灌盆花的情景，所以我将它取名为《屋上盆栽集》。不能在大地上耕种而只能在屋顶上栽一两棵草花，这是我在重庆四年间的心境，可是，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竟连这一点可怜的“自慰”也不肯容许，最初是不准通过，后来经过出版者的交涉，请客，讲情，发下来的用“红铅笔”砍伐过的本子不仅已被删去了三分之一，而还禁止我用“屋上盆栽”这个名字，看内容，像被重庆耗子啃过的破絮，不论怎样委屈也已经补缀不起来了，我一气，索性不出了。
我回叙这些，只想使不曾到过蒋管区的人们知道，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们这批人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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