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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书话-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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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后，我在上海忙于打杂，和他来往不多，连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我也不知道，直到上面所说的那次座谈会上才见面。回忆起来，从一九五五年到“文革”的十年中，我和他见面不过四五次，而每次相遇又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所以也不过相互知道太平无事就是了，因为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就交了“华盖”运，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健吾一直在为找担忧，怕出什么乱子。
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的遭遇，那是众所周知，不必多说了。可是，像他这样一位不求闻达，埋头做学问的人，居然也下放到河南息县去劳动改造！我们再次相见，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何其芳的追悼会上，那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做出“结论”，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还拄着双拐，这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而他却从人群中挤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凝视了一会之后，只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他依旧是那样豪放、爽朗，丝毫不把我当作“不可接触的人”。我鼻子有点发酸，这种友谊实在是太可贵了。
不久，大概在一九八○年，我偶然在《陕西戏剧》上看到他的新作《一棍子打出个媳妇来》，单看题目就知道是一出喜剧，更使我高兴的是长期的折腾没有挫折他的勇气，他还是那样乐观，他还是那样勤恳！
健吾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讲一句套话，这种损失是难于弥补的。每次在报刊上读到空对空的文艺评论，就禁不住想起他，我们真需要能写出刘西渭的《咀华集》那样的文艺评论家。
正像一个演员死在舞台上一样，他是在每天写作的书桌上放下笔，而溘然长逝的。工作了五十年，写作了半个多世纪，千千万万的读者不会忘记他，他也该安息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此书未出，文章发表于《文艺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让西湖更美
——《西湖旧踪》代序
西湖就是美。
从古以来就美，现在和将来她应该更美。
不说盛唐，南宋偏安，临安是繁华的京城，西湖是被打扮得很美的。到了清朝，乾隆数下江南，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御笔”，看来直到那个时期，西湖也还是很美的。到了十八九世纪，西湖的光景就和有清一代的国运同步衰微了。
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这儿生活过，西湖的确是败落了，但“西湖十景”还在，春天的桃李，夏日的荷花，秋天的丹桂，冬日的梅花，乃至几处别具风格的园林，衰落了，但是她风致依稀，还会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这之后，兵祸连绵，外敌入侵，西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衰落是慢性的，而人为的破坏，则可以使千百年来的名胜毁于一旦。五十年代有过一个短暂复兴时期，但好心也会出坏事，好听的口号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于是工厂开到风景区来了，园林成了疗养院，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倒反而不得其门而入。“左”风往往是从愚昧的土壤上刮起来的，名胜风景是“有钱人吃喝玩乐的地方”，古迹当然属于“四旧”。早在十年浩劫之前，这儿就平过一次墓，连苏小小和武松也遭了殃。画家叶浅予说：“南屏晚钟”被“罚了几十年的禁闭”，“柳浪闻莺”也受到了“月下老人”的株连。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多讲了使人不愉快，我们还是向前看吧。杭州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名城，今天和将来的西湖一定要让她比过去更美。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只有短短的五年，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生活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精神文明是不能在脏乱差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我们有条件、有责任复兴西湖，把她打扮得比什么时期都美。
西湖就是西湖，她不同于桂林，也不同于苏州，西湖有她自己的特色。在西湖边造摩天大楼当然不好，把九溪十八涧的曲曲折折的小径铺上柏油路面也是煞风景的事情。一九八一年我在这儿看见过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水杉，让这种世界上濒于灭绝的活化石在西湖安家，当然也可以增加覆盖面积，但我以为种树也得考虑到本地特色，多种一些香樟、石楠是不是更好一些。扬州有好几株千年银杏，山东蓬莱有一株保护得很好的“唐槐”。于是，我想起了城隍山上似乎也有一些古树，我们有责任保护它们，但这样的事也要请教专家。交给外行人去管，为了爱护它而浇上一桶化肥，那么这些“老寿星”也就会一命呜呼，这样的事我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了。桃、荷、桂、梅衬托着西湖的四季，应该多种一些，让它们发挥西湖的特色。童年游孤山，那时的梅花也已经寥寥无几了，宋代诗人王淇说：“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我看，让诗人们继续说下去，并没有什么不好。去年不是有许多人想把它评为“国花”么，可惜的是孤山的梅，还是太单调了。梅花不仅品种多，而且有早梅、晚梅之别，早梅在冬至前开花，晚梅则可以开到清明前后。假如前山、后山都种上不同品种（雪梅、红梅、绿萼、单瓣的、复瓣的）的早梅和晚梅，那不是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在孤山观赏梅花了么？这只是一个例，又如秋天，桂花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有些红叶？我记得过去里西湖是有枫叶的，枫树槭树之外，浙江特产的乌桕也不坏，茅盾写过一本小说《霜叶 红于二月花》，让春天的游客看到满山的映山红，让秋天的游客闻到桂花香之外还看到红叶，这不是更丰满、更富诗意了么？
色香之外，还有一个声字，不知“柳浪闻莺”还听不听得到莺声？今年四月到苏州，忽然听到杜鹃的啼声，真有一点他乡遇故人之感。近年来用了过多的农药和化肥，据说寒山寺还能听到乌啼，但北京却不仅听不到鹃声，连麻雀也少有了，今年举行过一次“爱鸟周”，我认为让西湖令人赏心悦耳，保护鸟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要让衰落了近百年的西湖重新焕发青春，要做的事很多，而且一定要有科学的规划，要依靠风景学家、园林学家、植物和动物学家，单凭好心和积极性是不够的。让西湖更美，更有地方特色，一定要抓紧时间群策群力，听取专家意见，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可行的规划。
一九八四年盛夏
《战地萍踪》代序
今年八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
西方人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算起的，而我们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则是早在八年前的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从“九一八”到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陆诒同志在《战地萍踪》中说：“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单靠“大事记”和教科书是不够的。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兴旺发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二是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而这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合作”是曲折艰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要了解和总结“抗战八年”的真实历史，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出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战地萍踪》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向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推荐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当时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勇气和干劲，他们深入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前线，从事战地采访；他们跑前线，也跑后方；他们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吉星文；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我一直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的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了“书生报国，笔耕不已”这八个字，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遗憾的是范长江、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陆诒同志“历尽劫波”，还能在暮年“笔耕不已”，写出《战地萍踪》这本书来，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实历史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
抗战八年，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陆诒同志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自从武汉弃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以党划线”的想法，“洪洞县里无好人”，“国民党全是顽固派”。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表扬了吉星文、张自忠、卫立煌、傅作义。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据我记忆，最早报道卫立煌谈“打仗一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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