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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书话-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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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一日，年复一年，滴水穿石，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一条奔腾澎湃的洪流。在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恩来同志讲了两句语重心长的话：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希望日本政府和人民认真地从惨痛的“前事”中吸取教训；二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希望两国人民不要忘记为了建设这座友好大厦而辛勤奋斗了几十年的先行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协定缔结十周年，遗憾的是这位掘井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承志在侨务和外事战线上鞠躬尽瘁地工作了数十年，于公于私，他有数不尽、切不断的“海外关系”，他是一个知亲好友遍天下的人，上至国家领导人、党魁、部长、学者、艺术家，下至贩夫走卒，他的“友谊覆盖面”是宽阔无比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恩来同志要邹韬奋、范长江和我到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韬奋为了找不到一个在香港有身份的“督印人”而发愁了很久，可是我们办《华商报》，承志却早已经安排好了由当时任华比银行帮办的邓文田当督印人和他的兄弟邓文钊当经理。原来，这两位邓先生是他的表亲。有一次承志和我在皇后道散步，一路上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而且都很亲热，短短的几十分钟，认识他的就不计其数。一问，不是他的表姐，就是他的堂兄。我当时不相信，以为他在唬人，直到后来读了他写的《我的母亲和她的画》，才知道他讲的一点也不假。这篇文章中说：“我母亲有十二个姊妹兄弟，她排行第九，即三个兄弟，九个姊妹，正是人丁兴旺。”解放后我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纳德，他递给我一张小条子：“请阁下笔下留情，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是我表妹，人总是有两面性的。”
我讲了他的“友谊覆盖面”，计了他的亲戚朋友遍及全世界，为的是想告诉读者一些可能是谁也察觉不到的事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卷起了一阵“出国热”，官员、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文化文艺工作者……想出国的人太多了，出国成了“美差”，成了“政治待遇”。成千上万人挤在一条窄路上，就免不了有争抢和推挤。在这股热浪中，高干子女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可是，直到他去世那一年，承志的儿女一个也没有出过国，不仅是他的儿女，连梦醒的女儿李湄，乃至李湄的儿女，也没有一个例外。他长期分管外事和侨务，他有权，他的权还相当大，他又平易宽厚，助人为乐，可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极其严格的——甚至可以说严格到了难以令人置信。
再过一个星期，六月十日，是承志逝世五周年的忌日。在坎坷的征程上跋涉了七十五年，为国家民族建了功，在一代乃至几代人中留下了深深的爱，他可以安息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哀哉，我放下了笔。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胡愈之印象记》代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就是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杨贤江同志的介绍，认识了愈之同志。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不久他就逃亡到法国去了。这一年我刚入党，年少气盛。一次和贤江同志闲谈，认为当时愈之是《东方杂志》实际上的主编，在危难时刻他不该离开这个岗位，贤江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从书架上找出一份同年四月十四日的《商报》，低声说：“你看看这篇‘抗议信’，这是‘四一二’那一天晚上愈之起草的。”这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这封抗议信是写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签名者七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当时，宝山路上的血迹未干，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刻，公开发表这样一封抗议信来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也由于刽子手陈群查明了这封抗议信是愈之起草的而要加以暗害，他才听从了郑振铎的劝告，离开了上海。这件事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当时愈之还没有入党。记得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愈之同志在法国耽了三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进步运动。我还听说过，巴金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也是经过愈之介绍的。一九三○年他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到上海，正碰上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遇难之后不久，一方面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又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盛时期，愈之巧妙地运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哄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版，鲁迅先生写过：“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大约是十月下旬，我在内山书店遇到夏丐尊先生，他约我到开明书店去吃饭。这是相隔四年之后再次和愈之见面，同席的都是开明书店同人，有叶圣陶、章锡琛、吴觉农、徐调孚、宋云彬等。当时愈之已经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当时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 送给了日本，而西欧和美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之中。席间谈到国事，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而愈之却非常敏锐地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已初见成效，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剧，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苏政策。他不断地抽烟，低声细语地说，日本侵略东北，最终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应该和苏联复交，争取苏联的援助。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见到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淞沪战争之后，我和愈之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在吴觉农家里，有时在开明书店。我参加了电影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和周剑云约我和钱杏邨、郑伯奇写剧本的事。他很有兴趣地问我，他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政治背景。我坦然地说：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左联”的人，所以才要我们帮他们出主意，写剧本的；他忽然高兴起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说明不当权的资本家也可以在爱国抗日的前提下合作的，当然他们的进步是有限度的。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愈之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和高兴呢，因为这件事正好证明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的形势，这就是：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到反日反蒋这方面来的事实。九一八之后，人民群众普遍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王明“左”倾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形势，还在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就在这个时期，“左联”发动了一场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因此愈之在《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主张争取广大群众，联合抗日的文章，也被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评——一九三一年十月的《红旗月报》第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政府》一文中，居然把愈之看作是第三党改组派的人物。值得钦佩的是，愈之并没有被错误的批评吓倒，他还是不断地发表文章，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民族资本家开始对国民党不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愿做奴隶的人”；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就证明了这一论点。而这一场淞沪战争，又得到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一切也就说明了当政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甘心让日本独吞中国，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在三十年代初期王明路线占上风时期，在进步文化界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通过张志让先生认识了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孙科，接着担任了法国在远东唯一的通讯社“哈瓦斯社”的中文部编辑主任，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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