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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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点人影马迹。除了几头在吃草的羚羊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生命的踪影。　
　　过午不久，车队到达了地图上标示的明水地方。　
　　就在小路旁边，一处古城遗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考察团中有个瑞典考古学家，名叫沃尔克·贝格曼。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的考古，却在中国西部派上了用场。他在中国西部作的重要发现有：如今已经热得“开了锅”的小河遗址，还有著名的“居延汉简”。另外，兴地沟岩画也是他首先披露的。这个岩画意义重大，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他首先在额济纳的汉代边塞发现了多达万枚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曾经与敦煌“藏经室”并称为20世纪两大考古成就。　
　　当然，“明水古城”不能说是斯文·赫定或贝格曼发现的。但他们没有在这里停留，无疑是个遗憾，否则，贝格曼的“功劳簿”可以添上一大笔。尽管行色匆匆，他们要在今天从这里进入新疆，但考古学家就是考古学家，贝格曼居然能抓紧时间为这个气势宏敞的明水古城画了一幅“实测图”。　
　　汽车起动了，大家回望着历经了2000年沧桑的古堡和烽火台，一言不发。　
　　面对古城，斯文·赫定曾感慨地说：　
　　这些古城默默无言地守卫着早就罕见人通行的古道。一座座土坯砌成的古代要塞，已在这个形似竞技场的山谷中屹立了2000年，经受了无数沙暴和暴风雪的磨砺，然而岁月却没能把它们摧毁。我们看到了7座结实的堡垒废墟，或许还要经过几百年才能把它们夷为平地，直到无硬无踪。总有一天，考古学家会再也找不到这些遗址。到那时侯，连狐狸也得另觅栖身的巢穴了。　
　　……　
　　从明水废墟的状况可以看出，在过去2000年中，西北风一直比东南风更为强劲，因为向着东南方的古建筑依然直直地挺立着，而朝西北的一边则受到风的严重侵蚀，只剩下外围的残垣断壁。　
　　斯文·赫定还提到，使他多少感到意外的是：明水至今仍留有汉代皇室在西北抵御匈奴帝国的最远的警戒线遗迹。而目前，这里已经不用守卫了。实际在当年这里到底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值得建筑这个“奢侈”的城障，还没人想得明白。不论黑喇嘛，还是马仲英，他们的关注点都不在这里。从二三十年代之交起古道行旅纷纷传说，目前明水井泉一点水都没有了。从明水直接进入新疆的古道也很久没有商旅穿行。自从商队不再经常路过这里后，也许明水的井泉就被尘沙埋了起来。在昨天晚上宿营时他们还算幸运，大约一星期之前，这一带刚刮了一场暴风雪。他们的帐篷外到处都是积雪，因此，饮水充足。在明水，一些冲沟和低洼地，积雪达1英尺厚。十分奇怪的是，地上依然有一行行驼粪，让人想起当年这些牲畜夜间被成行拴在一起的情景。两年的日晒、雨淋、风吹、酷寒，竟没能使驼粪荡然无存。　
　　离开了汉代皇室的边塞城障，车队又上路了。他们走的是直接进入新疆的古道。　
　　右边，一座耸立在高山支脉山梁上的、孤零零的烽火台被抛在了车后，接着又经过了明水以西的一口井，车队向西北方驶去。星星峡则在西南。不一会儿，便插入了群山之中。一条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小溪横在路上。为了躲开积雪，他们不得不向北绕行。所谓的路，实际就是大地上的一道时断时续的痕迹，到处是沟坎、土墩、梯形地、杂草、灌丛等等，而上面又尽是些迷惑人的积雪之类的遮盖物，致使他们判断不清塌下去的地方有多深，常常陷进积雪之中。　
　　这天的晚上，车队在一个荒凉的小小山村边上宿营。这是第32号营地。　
　　当地的地名叫“庙儿沟”。等被汽车惊跑的村民回到家，才发现他们对考察团并不陌生，甚至对那个瑞典人斯文·赫定也不陌生。在接近村庄时，又见到了一组玛扎（陵墓）。斯文·赫定注意到，这个村子的“招牌”式的建筑不见了，那是新疆不多见的佛教寺院。1928年1月1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个支队在庙儿沟住过，并留下深刻的记忆。6年后的庙儿沟，已经如同一个为战火蹂躏的废墟。　
　　与明水一样，庙儿沟是另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地点。它的庙宇与石窟寺是佛教文化的“极点”，从地理分布来说，它是佛教文明在西域最东北的一个“触角”。石窟寺曾经在中国西部分布颇广。罗布荒原新发现的洞窟与庙儿沟毁于战乱的石窟寺院，全起到了填补文明地图空白的作用。　
　　如今，斯文·赫定路经的这个叫“庙儿沟”的寂静地方，是新疆最东部的村庄。黑戈壁已经过去。斯文·赫定一行将面对尕司令马仲英和他那个无所不包的队伍。斯文·赫定关于马鬃山黑喇嘛要塞、关于明水古城的记载，是2003年10月我们来到之前最后的回顾。从1934年到2003年，其间间隔了70年。在这70年间，黑喇嘛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黑喇嘛的要塞则是黑戈壁的年轮。　　　
　　《黑戈壁》六（1）　　　
　　2003年留在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当然是“非典”。　
　　4月20日，北京的许多单位（包括我们的单位）已经不上班了。谁也不知道事态将向何处发展。　
　　最近四五年间，我的工作秩序混乱。从2002年开始，我每个月要到太原工作十天，北京、山西同属“疫区”，眼下，这例行的往返也免了。可闭门不出仅两个星期，我就觉得如同生活在寺院里。平静的生活反到使我手足失措。　
　　事情终于找上门来。　
　　原来说是从4月21日开始，休“非典假”一个月。到了5月20日，得到“继续放假”的通知。刚刚得到通知，就有了变化。当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几年声息全无的熟人吕长虹打来的。实际是他的手下打的电话，传他的话说：要见见，有事想谈谈。也许是“非典”闹得人太寂寞，需要联系吧。我没有拒绝。于是，一来二去，几轮电话打下了，将我“裹挟”近一个无法抽身的“程序”之中。　
　　——这就是我的妻子总说的要我“得学会拒绝”的一个例证。　
　　其实，我不会拒绝，那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也许不用“拒绝”反正它将自生自灭。我想，它就像一个雪球，在太阳底下有点时间，自己就会熔化。可我没有想到它就是一个雪球，只要开始滚动就势必越滚越大。“非典”也挡不住它的滚动。　
　　我认识吕长虹是1999年，那时我还住在北京大学附近。一天，他与另外两个年轻人来家中相访，说是要谈谈“小河”。这种事，十个我一般会推掉九个，可这次没有。他们谈的是“小河”，而我刚刚从塔里木南缘经历了第三次寻找未果，铩羽回到北京，并写了一篇“悼词”，就叫做《失败者凯旋》。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必将有下一次。这不，关心“小河”的人就主动找上门来。另外，这第一次见面，“吓着”我了。三人中有一位是背着一个大包来的，包挺重，可不知装的是什么。我们随便聊起来，说着说着，大家都“进入”了新疆塔里木。我说一个地点，他就说：啊，你是在某某年去的那个地方。我说到一个探险家，他会说：你在某某发表的文章，与你的某某书的某某节对他的评价有不同。他说着说着，不时打开他的沉重的包取证。　
　　原来——我倒吸一口凉气——包里全是我写的书、我在报刊发表的文章。　
　　当即我就决定：与他们一起去“小河”。　
　　当然，到2000年年底，一切障碍都拆除了，我们的计划也“面目全非”了。事实上，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2001年1月4日，我抵达了向往已久的“小河”，可探险队中除了我，那三个年轻人全不在其中。他们的工作方式我感到十分陌生，但我能理解他们，他们自己已经成了“代价”。这还不够吗？　
　　2003年的春夏之交，吕长虹又设计了一个探险计划：采访远离我们的人群。计划不错，可我缺乏信心。我觉得，设想在2003年出发去西部，有太大的悬疑性。那“非典”呢？它跟不跟我们一起走？可吕长虹与他的助手们就没把“非典”考虑进正常生活秩序之中去。毕竟年轻好啊。　
　　这个计划又改变了好几次，最终成为“探访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的考察。我们计划利用“十一”的长假——作计划时连当年“十一”还有没有长假都是未知数——到西部去，穿越戈壁沙漠，从额济纳绿洲到巴里坤，再经巴里坤前往乌鲁木齐，重点是中国极北的阿尔泰山友谊峰。这是一条“被遗忘的”古道，从斯文·赫定1934年年初离去之后，已经“沉默”了70年。　
　　我的计划设计好了，有一切要素，有看点，行程有新鲜感，但有惊无险，特别是将有发现。其实，我做的一切都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发现”。那时我将主要“看点”放在了寻找“谢别斯廷”泉水上，根本不敢想会在黑戈壁有所发现。　
　　在作这个计划之前不久，我曾在1990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发现了一个叫做“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的地名。这是中国地图中最长的地名，有10个字。从这个地名所在的位置判断，它应该与1927年－1928年之交斯文·赫定困守的那个著名的泉水“谢别斯廷”是一个地方。我知道，当时斯文·赫定曾按惯例，将首次注明泉水所在的瑞典地质学家艾里克·那林的名字冠于原来的地名之前，“布拉格”，是蒙古语的泉水之意。在斯文·赫定的探险地图上，这个地方的正式名字就是“NORIN…　SEBESTEI”。所以我认定，地图上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就是《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上的“SEBESTEI”。从作出这个推测起，我便盼望着有一天能亲临实地，证实这一点。　
　　我写出的考察计划是：　
　　在酒泉集结。乘越野汽车尽量贴近弱水（额济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