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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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泉山景，禁止打牲。　
　　那时已经是民国初年。就在这一年，外蒙古已无法立足的丹毕加参—黑喇嘛，向新疆驻政者杨增新提出，要求来巴里坤避难，遭到断然拒绝。清代雍正年间就驻防在巴里坤的那支满洲八旗禁旅，失去了“特权”，也失去了依持。打猎，是他们惟一可干的事。但驻防军的副将却专门出具告示，要人们保护环境，不要将沧桑之变带来的失落，报复到自然身上。因为碑刻是民国的，这在“遍地”汉碑的巴里坤不算什么古迹。可这大约是中国西部仅见的特意为了保护环境而立的碑铭。提到巴里坤，从记忆深处马上浮现的就是这个失去宗主，但留恋家园的副将多凌。　
　　有一天，人们会为这个有远见的、热爱家乡一草一木的副将（镇协）多凌的义举，建一个丰碑。　
　　离开巴里坤，我们沿着当年通往奇台，再由奇台转赴阿尔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的古道前行。在路上，当一处处残破的烽燧从身边掠过时，当无边无沿的空旷山野引来睡意时，我领悟到当年黑喇嘛为什么将他在中国境内的避难地首选在巴里坤北部的戈壁。　
　　实际上与安身黑戈壁一样，着眼点都是为了在外蒙古与新疆之间打破旧有的平衡，建立他自己的新平衡。　　　
　　《黑戈壁》九（1）　　　
　　1931年7月上旬。天气酷热。一支西行的军队穿越黑戈壁南缘，前往新疆。　
　　这支部队看似丐帮巡行，衣衫褴褛，可士气高涨。他们声嘶力竭地高唱“军歌”：　
　　马步芳　
　　操你娘　
　　撵得老子上新疆　
　　白腊木杆子换钢枪　
　　整个队伍号称有三个纵队，可全部加在一起（连同随队的百姓妇孺）不过500人，其中除数十支杂牌儿枪械，大部分士兵手持大刀长矛甚至棍棒。部队如同“破釜沉舟”的“过河卒”，每个人身上的全部给养只有数斤炒面。没有后勤，没有后方。戈壁白天酷热，晚上太阳一落山就寒气逼人。士兵们每人只有一身单衣。这样的景观，想必安西到哈密的沿途百姓已经见怪不怪。几年前，黑喇嘛的“大军”就是这个样子。可，黑喇嘛是马鬃山的“土匪”，眼下行军的则是“尕司令”马仲英统帅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6师”的全部精锐。只有白马金鞍的马仲英本人，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开始，对马仲英进疆没人当真。连最敬业的谍报员，也没及时将这个消息秘报给新疆省府。但，星星峡打了第一仗之后，就没人敢不当真了。　
　　在丝路古驿大石头，马仲英自出发以来第一次检点了自己的部下。　
　　没有“自然减员”，没有趁机脱逃，仍然死死追随他的，还剩下200余人。他封锁了山谷，下令杀了马、骆驼，美餐一顿。然后在大石头留下老弱妇孺33人。其他部下，无一例外，轻装在半夜出发，袭击甘肃、新疆交界的要塞星星峡。部队出发后，大雨滂沱。第二天中午，马仲英亲自带队得胜归来。在黎明时分，他们一举端了星星峡的新疆驻军的营房。如果没有这个胜仗，马仲英已经是进退失踞了。　
　　攻占星星峡后，马仲英下令，兵分两路，倾巢前往哈密。他打仗从不留后路，这次他根本就不想再回酒泉的事，在大石头、星星峡，全没有留下一个人作防卫接应。在军马场期间，我曾听人们这样形容马步芳打仗：如同老鼠×猫。可正因为如此，他总能以小搏大，总是胜多负少。事实上，他也实在输不起。　
　　除了黑喇嘛丹毕加参，与黑戈壁有关的另外三个人，都深刻影响了新疆现代史近程。他们都曾在黑戈壁进出，他们都是另类的历史人物。其中第一人就是马仲英。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临夏人。回族。出生在1911年。与马步芳、马步青是堂兄弟。早年在青海军事学校学习，十几岁带兵，1928年率所部在西宁起事，年仅17岁。与马步芳有隙，便自改其名为马仲英。此后以酒泉为基地，影响了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的政局。蒋介石委任他为陆军新编36师师长，将酒泉指定为他的防区。1931年7月（农历五月），新疆哈密的实力派尧乐博斯专们到酒泉，邀请马仲英赴新疆。当时马仲英因与其他“诸马”——特别是马步芳——矛盾激化，自觉地位不稳，“正瞌睡塞过来一个枕头”，便应尧乐博斯（那时是哈密王府的卫队长）之请，从酒泉出发，倾尽全力穿过黑戈壁，进入新疆。　
　　当时的新疆省军在哪个方面都应该占上风，可与马仲英的“丐帮”杂牌军交手却一再败北。在车轱辘泉一役中，马仲英负了重伤，这时省军的主力改为白俄将军巴平古特率领的“归化军”（编入省军序列的原白俄军人），以“能拼会打”著称的不再只是马仲英一方了。马仲英败退撤出新疆，返回酒泉。　
　　马仲英第一次进入新疆，并很快就退回出发点酒泉不久，哈密又成了新闻的“窝点”。　
　　……1932年的夏秋之间，哈密与河西之间的古道上，又出现了行旅。那时，马仲英正在酒泉养伤，省方又恢复了对哈密的控制权。起事的领袖和加尼亚子阿吉受到“招安”之后，已经在省城为官。他的部属大部分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山村。在戈壁的另一头，在酒泉，已经集聚了不少因战乱不能及时回乡的维吾尔族商旅。哈密的维吾尔族富商吾甫尔阿吉有一个“艾山洋行”，专门经营与内地的贸易。大乱之后，百废待举，在吾甫尔阿吉劝说下，哈密与酒泉之间的商路又开通了。　
　　滞留在酒泉的12个来自新疆各地（哈密、吐鲁番、托克逊、库车、阿克苏）的商人，决定结伴而行，一同上路还乡。路经丝路古驿苦水，那原来是戈壁的一个“腰站”，在商人们路经时，只剩下残墙断壁，一片瓦砾。他们只得在苦水路边露宿。这时，省军的一个步兵排（29人）正好也从此路过。他们的任务是前往星星峡驻防。他们见到商人们行李沉重，顿起歹心。在晚上，突然向在睡梦中的商队开枪射击，11人当场打死，1人跑出十几里远，被士兵追上，打死在荒滩上。他们将所有财物吞为己有，并捏造了事件起因：本排行抵苦水，遇到12个人，在盘查时，12人竟从行李中取出凶器袭击军警，意欲抢夺枪支。于是，将这12个土匪悉数击毙。但是，这个解释马上就出了问题：在查获的物资之中，并无任何凶器。也没有谁想到该费费心为“土匪”的行李中塞上凶器。“土匪”没有武器，居然敢于以卵击石，主动向一个排的武装士兵发动袭击？在分别调查中，事情终于败露。继杨增新主持新疆政务的金树仁感到不能不向当地客商作个交代，就决定，在星星峡驻防的那个排中，抽签枪毙12人偿命。但是，哈密方面不敢执行，怕这样一来整个边防排会全部叛逃，势必逃亡酒泉，又会引起马仲英的注意。只要一个人逃脱，祸患无穷。于是就假借换防，将这个排调到哈密，马上拘禁起来分头审讯。果然真相大白。于是将两个排长就地枪毙，其他的军士，全部押解到省城，交部队处置。并将赃物还给家属，还作了一些赔偿。“苦水事件”消息传出之后，当地群众纷纷到省城情愿，要求追究责任。只是处理及时，才没有造成其他后果。所以，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一开始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人心向背，是新疆稳定与否的压舱物。　　　
　　《黑戈壁》九（2）　　　
　　除了“苦水事件”，哈密在1932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七角井瘟疫”。　
　　在“苦水事件”前不久，1932年春季，哈密西北的要道驿站七角井发生了一场看似无来由的、找不到传染源的瘟疫。在马仲英第一次进入新疆时，他主要着眼点在天山以北。天山以南的交通反而比以前繁忙。一些商贩，为了避开战火，也宁可踏上“风戈壁”，而七角井正是“风戈壁”中的标志性驿站。马仲英撤回河西，七角井由省军的杨正中部驻守。杨正中嗜杀成性，往往随便就将不顺从己意的商旅处死，然后胡乱埋在或扔在附近的沙丘中。在七角井的旅店前，有两颗电线杆子，一度成了杨正中悬挂首级的旗杆。这场传染性极强的瘟疫，正是因无辜死者得不到安葬而生，以致除附近的百姓与过往商旅，甚至驻军也受其害，不停地有士兵逃离这个阴霾不散的地方，同时将瘟疫扩散到其他的驿站绿洲。在一些村落，瘟疫几乎是灭绝性的。有一则目击报道说，在某小镇，生灵死绝，只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爬在已经死去的母亲胸前，寻找母乳。　
　　——这，就是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之前的哈密。　
　　与在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相比，哈密的省军在“苦水”“七角井”的作为，更象土匪。　
　　马仲英再次进入新疆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　
　　返回酒泉前后，马仲英在当地招贤纳士。河西走廊原来就“人才密集”，用不了多少时间，他的参谋部与政治处、秘书处，成了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其中有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的中共脱党人士，有国民党的骨干，有日本间谍，有来历不明的土耳其军人（还不止一个）。最绝的是，这些人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碰面，一定会立时打得你死我活，可在“尕司令”的“智囊团”里，却始终相安无事。　
　　比如，马仲英的“少校参谋”于华亭，谁见了也说是日本人，关于他是日本特务的“谣言”一时甚嚣尘上，可他自己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绝活是译电，据说当时还没有发明出他破译不出来的密电码。据说（又是据说），马仲英几次绝地反败为胜，都是因为他成功译出了对方的军谋布署。　
　　土耳其军官凯末尔——“国民革命军新编36师中将顾问”——则更绝，谁也不知道他从何来，来干什么，甚至他到底是谁？可他在马仲英麾下颇为自适。他的房间从不请人进入，房里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