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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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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晰度、甚至从字迹的“色泽”等方面看，这些包括“敦煌天杰”在内的“碑铭”肯定不是写于同一个时期，不是同一批人所为。而且大部分的铭文，应该制作得比“敦煌天杰”要早，它们给我的总体的感觉也不一样。再说，即便如此那只能证明我们的工作颇有成效，也不应该为之失落。
我认真回忆了当时在那片颜色浅于整个地片的平滩上的所见。就在我的“敦煌天杰”相片上也可以看出，“敦煌天杰”四个大字之上，还有一片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的字迹。可以肯定那不是碎砾石自然散落在地上，而是人为的，只不过目前已经难以辨认就是了。当时我匆匆路过，曾认为那是模拟一个倒地的人形。我认定，这个浅色的平滩绝对不同平常。利用平滩作这个事的人，必定与黑喇嘛本人有特殊的关系。我的依据是，那一组大字，实际是一个特殊的“吊唁仪式”。“局外人”不会用这种方式铭感。这些字迹的制作相当“专业”，首先选择大小差不多一样的青黑色砾石，然后将平滩清理得细致平整，没有其他的石块。再写出字迹，将字迹刻成深深的槽，依次把砾石竖起来镶嵌在槽里。最后，将多余的土壤填满深槽，并椎实。这样作出的字迹就如同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这种“碑铭”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然而并不比在石条上镌刻文字省事。如果他有石条的话。
——可是，不管它到底是什么，这一切是谁、为了什么而精心制作的呢？就在1997年的秋天，究竟是谁专程赶赴马鬃山，在大地上镌刻出那样几个大字？1997年的9月10日，马鬃山的碉堡山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7年，我在干什么呢？时过几年，已经记不起来了。
如果深究制作“敦煌天杰”的人是谁？与黑喇嘛是什么关系？我立即想到：应该调查黑喇嘛被刺杀之后，他的几百名部属的下落。
马鬃山当地传说，在黑喇嘛死后，他的部下立即四散奔逃。一部分被外蒙古带走了，大多数则散落在黑戈壁以及它的四缘，成了“两用”的人：可以是牧民，也可以是强盗。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提到，黑喇嘛离去之后，在碉堡山还有死党留守。拉铁摩尔也说：这一带的强盗，有不少是黑喇嘛的党羽。据杨增新1921年的电稿说：为了在马鬃山站稳脚跟，丹毕加参向甘肃省方交纳了40枝钢枪，可是黑喇嘛实际带入中国的枪支不少于300枝，净是好枪。这也是当时的甘肃、新疆、内蒙古、外蒙古一时拿他无可奈何的原因。在“后黑喇嘛”时期，这些枪械仍然在发挥威慑作用。
《黑戈壁》十二（2）
在丝路经行者笔下，特别是斯文·赫定及其团员们的笔下，二三十年代以黑戈壁为中心的广袤区域里，不但有强梁出没，而且成了一些神秘人物的寄居之所。在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刚刚来到额济纳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支从哈密“渡过”黑戈壁前往额济纳的商队，在离居延海只有几天的路程时，被一些土匪劫持。商队有30个商人，20个驼夫，100峰骆驼。他们有一支枪，但是在路过一座小小的庙宇时，住持的喇嘛认真地劝说他们不要携带武器，会误伤人命。其实这在当地已经是常识：土匪为了一枝枪会伤人，为了财物则不。带枪反会增加危险。商人听从了住持喇嘛的劝告，将武器留在寺院。结果离开寺院不远，就为4个土匪拦住。他们有50个人，但土匪有4支枪。而且土匪对他们贩运的货物一清二楚，简直就和货主一样，可土匪对满载的干果、毛皮、杂货一点兴趣也没有，要的只是银元与所有的皮大衣。银元是硬通货，可黑戈壁的土匪居然要皮大衣，不拘多少。这就有点奇怪了。
关于这个寺院与喇嘛，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奥勃鲁切夫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写的：黑喇嘛可怜一个小寺院的喇嘛，要求商队为他们“布施”衣料的故事。看来在黑戈壁除商队之外，喇嘛、土匪都是“业余”的。这个遭到抢劫的商队继续前行，他们已经向土匪交了“税”，他们将把这计入成本，由牧民们来偿付。
在1927年，额济纳浓密的胡杨林中居住着一些来历不明的土尔扈特部落的“编外”成员。当时，整个额济纳旗，由世袭王爷统辖的子民只有97户，一个来历久远的蒙古王爷，如同一个百户长。
在密林中寄居了一段时间的，还有一位来自外蒙古的喇嘛。他曾亲自向斯文·赫定化缘。他告诉赫定，他与伙伴走遍了中亚蒙藏民族区域。额济纳河的支流奥宾河，还住着一位藏族活佛。实际上他在额济纳河流域已经居住了48年之久。1880年他就来到了这里。他将自己的帐篷改造成为一座庙宇。每天的同一时间里，他都要走出帐篷用螺号吹奏同一支低沉压抑的曲子。这位喇嘛在年轻时路经额济纳河时，爱上了一位蒙古族姑娘，并不顾教会的反对娶她为妻，因此被逐出教门。从此他便滞留在自己人生的一站，每一天用同一支曲子披露心曲。在这个活佛来说：用长达半个世纪的追诉为同一件事鸣不平，可以不在乎有多少、有没有听众在倾听。
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大额济纳，是这个寂寞地方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就在他们来到之前，黑喇嘛刚刚离开黑戈壁。
在考察团的大本营松杜尔，曾有一位不速之客来访。他是个俄国人，也有人说他实际是波兰人。名字叫谢姆柯夫。不敢保证这是真实名字。他和年轻的妻子在一个蒙古向导的陪同之下，从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来到这地角天涯。他的使命居然是为库伦的博物馆搜集当地的动物标本。经历了20年代红党、白党两方你死我活的角斗，库伦还有博物馆吗？而且，野骆驼、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马）、野驴、北山羊（红羊），在外蒙古一方的戈壁上更常见，这是公开的秘密。有什么是黑戈壁与额济纳绿洲独有的动物吗？除了“说话的猛兽”——土匪？读了《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来访的俄国夫妇”这节文字，我一直感到奇怪。“说话的猛兽”“奔走的石头”，哦，难道说那个来自北京的兽医实际是有所针对？是暗含针砭？如果蒙古国秘密档案解密之后证实：这对俄国夫妇（或是波兰夫妇）的使命中，包含有调查黑喇嘛余党的情况，甚至是再次核查那个据说杀不死、有四条命的黑喇嘛—丹毕加参是不是真的永远也不会回到黑戈壁来了，我不会感到奇怪。当然，他不一定就是蒙古苏维埃政权或乔巴山派来的，也不能排除是为谢苗诺夫或恩琴男爵等白军的余党工作的。显然，黑喇嘛“走了”，黑戈壁这个巨大的空间反而使许多人感到不踏实。
库伦政权—红色苏维埃蒙古虽然已经将境外的“病灶”切除，但“病灶”会不会转移，癌症会不会复发，看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握。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八年的史著。关于额济纳，它的内容是包括了斯文·赫定1927－1928；1933－1934这两次留居的见闻。在1933－1934年，喀尔喀（外蒙古）难民，引起了斯文·赫定的关注。在书中，他写道：
在额济纳河畔有一些喀尔喀难民，大约70户人家，而这里的土尔扈特人只有100户（准确说是98户），相比之下难民的数量相当多。喀尔喀人的首领叫查耶罗布，据说他与北山山脉马鬃山上的喀尔喀蒙古人有着秘密的交往。这座山在哈密与额济纳之间，那里的喀尔喀人的首领叫喀喇瓦钦活佛。土尔扈特王爷允许这些难民住在这里，只要他们自己能生存。这些难民没有留下，陆续去了其他地方。我们拜访了查耶罗布梅林，他曾在库伦坐过很多年牢，直到俄国人来了才逃出来。
据此可以确证，黑喇嘛已经不在马鬃山活动的十年之后，他的阴影始终没有消除。10年之后，在马鬃山的外蒙古人仍然是有组织的，只不过他们领袖不是黑喇嘛，而是喀喇瓦钦活佛。“喀喇”是“黑”的意思。黑喇嘛的党羽一直盘踞在这一带。
我们发现的那片性质特殊的“碑林”，无疑是有人专门制作的。它告诉我，在今天，黑喇嘛的碉堡山仍然是这些“没有国籍”的“游牧者”及其后裔的“老家”。
《黑戈壁》十二（3）
有关文献中常提到，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马鬃山以及附近区域出没的强人，不止是蒙古人，还有汉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民族。黑戈壁与黑喇嘛成了象征：那是没有家园的人通向天堂的驿站。
所以，关于1997年的这幅大字，我的调查重点放在了黑喇嘛的部属身上。
实际在黑戈壁已经没有黑喇嘛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恐怖之区。除了黑喇嘛阴魂不散，他的死党仍然盘据在马鬃山。
1930年，俄国学者亚基莫夫在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下，进入了黑戈壁。他试图到达黑喇嘛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地“碉堡山”。在穿越黑戈壁的路上，他们一口井都没有找到，对这片戈壁一无所知的旅行者始终面临因干渴而死去的危险。这位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在其记事本中写道，假喇嘛的营地以其“荒凉、寸草不生、无水，及山脉的独特景象给经行者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那时，附近流传着无数与假喇嘛匪帮遭遇于黑戈壁的故事。黑喇嘛死后，他的匪徒仍在继续抢劫过往的商旅，使黑戈壁“声名狼藉”，成为恐怖地带。
我记起2003年在额济纳时，听地方史志专家韩巴德尔湖说起过，黑喇嘛的部下曾遭到屠杀。我在北京的家中，对韩巴德尔湖作了一次电话访谈。
目前韩巴德尔湖已经不再额济纳旗居住。他家在阿拉善盟。在电话中，韩巴德尔湖回答了我的问题。
首先是他在额济纳的工作简历。他于1956年到阿拉善盟工作，1957年到额济纳旗，工作了几乎50年，退休前担任旗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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