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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5年第6期-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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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被我们称为个人化写作的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雷同的现象呢？个人化写作基本的特点应该是独特性，然而在实际创作中，作为对立面的雷同化却成为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其实，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在90年代，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家个人的写作姿态。
一、社会文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生活相对于80年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大潮滚滚而来，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艺术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商品，“金钱”成为商品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这样，在消解了以政治为中心的一元话语之后，实际上又重新确立了另一个中心话语。在文学领域中，作家的曝光度和他（她）作品的产量和销售量也成为衡量作家优秀与否的标准。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如果你一段时间内没有新的作品推出，马上就会被淹没而被遗忘。于是年轻的作家便竭力提高作品的数量，放弃了对作品质量的精细打磨，丧失了“精品意识”，因而作品的雷同便不可避免。
同时，作为商品经济推动力的大众传媒日益发展，报纸、电视、网络等传媒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相同或不同的信息向大众传播。这些信息在不断报道和传播中逐渐大众化、一体化，生活在这社会当中的人们每天都接受相同的信息，因此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也就同一化了。“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传媒在塑造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塑造为一种‘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①在大众传媒拆解深度模式之后，人逐渐扁平化因此只能生活在表象之中。而对表象的不停书写必然导致作品的雷同。
二、作家的写作姿态
社会文化的原因始终还只是外部的原因，导致90年代大量作品雷同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作家的内部原因——他们采取的写作姿态。
年轻作家们采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们对“宏大叙事”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在利奥塔看来，“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或者又可以称为元叙事（Metanarrative），“我用现代（Modern）这个术语指称所有根据某种元话语为自己立法的科学，它们明确地求助于一些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以及财富创造说。”他认为，元叙事会导致总体性（Totality），而总体性又体现了一种压迫关系，即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压迫，因此，后现代哲学必须向总体性开战。②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大都紧跟意识形态，作家乐于充当时代和群众的代言人的“大我”。国家的政策成为作家创作的指挥棒，单一的历史规律和价值观成为作家创作过程中叙事的基点和框架。因此，十七年的大部分小说“一体化”的特点就是某种元叙事导致总体性的结果。80年代中期，一些作家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重新诠释来解构各种元叙事。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年轻作家继续前行，试图以对当下个人的书写来逃离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的书写。很多作家都辞去公职而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成为“边缘人”。同时，经过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文学形式上所作的大量实验性创新之后，留给90年代作家的形式创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了。于是，可供选择的题材便只有处于“当下”的现实的个人生活了。而这些生活，又是在剔除了与民族国家相关的事件之后留下的“私人生活”。这样，这些作家在倒洗澡水时将婴儿也一齐倒掉了，在将束缚人的一元化政治教条挣脱后将审视生活和审视世界的眼睛也闭上了。
在对历史民族等“宏大叙事”的疏离之后，作家便将自己的写作完全建立在自己的个人经验上。然而，90年代的这一批作家大都出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于“文革”只有模糊的记忆，没有关于“文革”苦难的深切体验。他们成长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读书然后参加工作成为他们共同的人生轨迹，这就决定了他们生活经验的贫乏。但是这些作家却将自己的个人经验作为自己写作的唯一源泉，他们都认为只有个人面对现实而获得的经验才是真正的真实；并试图以此作为写作小说的经验来源。韩东曾经说过“作品的意义来自于作家最原始的热情和感悟。把握住自己最真切的痛感，最真实和最勇敢地面对是唯一的出路”。③也就是说，个人的经验构成了小说作品的全部意义。林白也说过“我写作的最高目的是激扬自己的生命”，并且承认“有很多极端的经验，对我都有终生的影响。如三岁丧父、饥饿、失学、只身漫游大西南，最后一个人上了峨眉山”。④而卫慧在《上海宝贝》的后记中则直白地说“这是一本可以说是自传的书……”⑤个人经验具有独特和鲜活的特点，但是如果无限制地使用，则会使创作的作品陷入雷同的泥沼中。于是，自由职业者无所事事的漫游在韩东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女性只身漫游也一再出现在林白的小说中。“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⑥，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日常生活直接美学化。因而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作品中，造成了作品的重复。同时，个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并且由于这些作家只对现实生活的表象产生兴趣而不愿意对社会历史作纵深的思考，因此很多作家不约而同便将欲望的表达作为叙事的突破口。性成为这些作家反复叙述的对象，成为作品情节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因子。在《尖锐之秋》（朱文）中性病是整个作品展开的基点，而《交叉跑动》（韩东）中，性则是整个作品的情节的主要因素。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性似乎成为唯一的叙事话语。因此，随着作家们对个人经验进行大密度的使用，使那些即使是原来被认为最具私人性的性也进入公共空间，并由此泛滥，这样，作家的创作空间不断萎缩，作家的创作视野也不断窄化。因而，不断言说的他们最终却处于“失语”状态之中。
以上主要从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出现雷同化的现象进行了浅要的分析。作家的写作姿态是造成文学创作雷同化的主要原因。对个人的重视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作家们对它的理解出现偏差。个人化应该是以个人作为折射点，对历史和当今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个人化只应该是一种观察角度，不是沉浸在封闭的个人经验的沉吟。只有正确理解个人化的含义，才能写出真正独具个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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