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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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官兵，到七虎林河上游修建水库。因其紧挨云山，故取名为“云山水库”。
　　这6000多名转业官兵中，有4000多人是刚刚从密山下车的，他们直接开到了水库工地。水库于1958年5月1日正式开工，由王震将军亲自挑土奠基，开车压实。当时工程机械少，全工地只有10辆汽车，7台推土机，两台铲运斗车，而全部工程则要动用土方74万立方米，其中的63万立方米需要官兵们肩挑手推，那艰苦繁重是可以想见的。
　　但官兵们不怕艰难困苦，他们住草棚，吃苞米面和大馇子就咸菜，争红旗夺先进，奋发鏖战。不过也有一些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下级军官和老战士吃不消。他们有人伤口复发也不能休息，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免不了边苦干边说几句怨言怨语。想不到在“三间房”对我们“右派”作过那番热情洋溢讲话的王震将军此刻听到了如此这般的汇报，竟私自断然决定搞了个“补充‘反右'”，把一些发牢骚讲怪话的转业军官打成了“右派”，其中的一些人就被汇合到我们中间来。和我合拉一盘锯的山西大汉冀虎虎，就是其中的一个。
　　另一位名叫毛西旁，四川人，与我同庚，原是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的中学语文教员。他满头黑发浓密，国字型的脸，端正的鼻梁，厚实的嘴唇，弯弯的浓眉下闪着双黑亮的眼睛，给人的印象是诚实而豪爽。
　　1957年5月大鸣大放，他没有在公众场合放过一句话，也没张贴过任何大字报或小字报，只给上海《文汇报》写过一封短信，表示赞成很多人士提出的“自由办报”的主张。
　　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号角。6月14日，又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的主要论据，就是附于其后的文痞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有感》。姚文元说，《文汇报》发表毛主席对共青团员们讲话的消息时，把消息删得简而又简，其整个篇幅只有《解放日报》发表同样消息所用标题的两个铅字那么大。这使得《文汇报》的工作人员顿感即将濒临灭顶之灾。有的人遂把所有鸣放中的来信，一一转回来信者所在单位的党委，毛西旁的信当然也被转回到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
　　学校党委考虑到毛西旁虽为党外人士，但他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双亲早亡，个人在孤苦中奋发自强，在日常教学中也兢兢业业，而且在大鸣大放中并未鸣放过，所以没有对他进行公开批斗，只悄没声地把他划为“中有”分子，转业到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向地球开战”。
　　抢修云山水库时，他与人抬土上坝，土筐越抬越大，最后加到500多斤重。这样的重筐，连冀虎虎这样的身高一米八的山西大汉都咬牙难支，更甭说毛西旁这样的只有一米六几的四川小块头了。他文绉绉地说了句“哪能强迫人从事体力难胜的劳动”，有人就说他“反对大跃进”，予以轮番批斗。
　　在这场批斗中，他才知道为了给《文汇报》的那封信，他早在武汉就被无声无息地定为“中右”了。于是老账新账一齐算，他被升格为“右派”。他不服，紧决不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有人就骂他“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一连猛打了他两拳，并抓起他的手，把一支钢笔强行挤进他的手指缝中，歪歪扭扭地签了字。不久，有人就让他卷起铺盖，把他送到了我们这支“右派劳改队”。
　　在送他来我们这支“队伍”之前，他穿了件干干净净的白底细蓝条纹的短袖衬衫和一条军裤，到云山畜牧场场部附近的一座土坯房前，请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自知对人民对党均无罪，自己又尚无妻室，了无牵挂，即便埋骨北大荒，亦无可悔惜，故照片上的他神态自若，背景的天空是灰蒙蒙的，照片的背后写了这样的诗句：
　　天高地阔野茫茫，
　　遣戍大荒苦蒙冤；
　　身倚冷屋天际望，
　　故乡故乡在哪边？
　　冬天，他和我一起烧木炭。我们有两个班住在一间草房里，两边是一长溜地铺，铺着厚厚的一层草，中间的过道上生着地坑火。他起先睡在我的一侧，免不了常常说些悄悄话。因而我注意到他不管白天多么劳累，夜晚又饥肠辘辘，他也常常把脑袋瓜儿埋在被窝里，亮着手电筒看一会儿书，从不因为身陷冤海而曝弃潦倒。
　　这时，我们已常常饿得走不了路。
　　一天傍晚，我与一位已被妻子离弃的青年画家路过一座大山的背后，见到尚未融化的一片雪地上被人用木棒画出了八个大字——
　　“苦海无边，何日是岸！”目睹此景，更触伤了这位青年画家的心。他驻足凝视着那苍白无力地沉沉下坠的将要触及对面山岭的太阳，极为悲愤地说：“讲了几句话，就失去了家庭的幸福和做人的尊严，还要这块行尸走肉做甚？！”
　　“你可不能这样想。”我说，“我们的党不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的。”
　　“不——”他叹息着说，“就是争取活下去，如果日后有幸重建家庭并生儿育女，我将教育自己的儿女宁可男盗女娼，也不要‘响应'谁的什么‘号召'去说话……”
　　我默默地听着，然后说：“但是，我们总不能只为一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必要的时候，有话还是应该说的。”
　　他又长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才和我一道回住处吃晚饭。
　　五
　　五月初，又是春暖花开了，我们下山修桥补路。由于我与冀虎虎在剖木板中屡立榜首，这时便被戴上了一顶小小“乌纱帽”——成了班内的三个小组长之一，“领导”三个组员。
　　其中一个组员，名叫陈国华，苏北泰兴人，新四军的一名老战士，当过副连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他都曾勇敢作战，身上留下了子弹、炮弹和手榴弹片的好几处伤疤。1958年春天，他与二十四军（前身是新四军第六师）的一批军官转业到北大荒，参加修建云山水库，因为吃不饱，伤口痛，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充实”到了我们这支队伍中来。
　　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由于更加劳累与饥饿，他越发力疲神衰，伤口常常发炎，年纪不满四十，须发皆已斑白。饿得实在难以忍受时，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人拉着我，在出工收工的路上边走边拔几棵野草野菜，把上面沾着的灰土和猪粪牛渣吹吹拍拍，就连叶带根地往嘴里塞。一天我们冒着雨，在云山场部的后山梁上干活，送饭的马车在半路上崴泥崴翻了车，一大桶土豆稀饭都与泥水牛粪马尿和了汤。他带着我卷起衣袖，不顾一切地与大家一道，在那浑泥汤里摸鱼一般地摸土豆吃……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到云山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往一座小木桥上抬土铺桥面，我与陈国华合抬一个筐。刚抬了十几筐土，他突然不支而倒，满身冒虚汗，我立即让他坐在路边歇一会儿。
　　不一会，副班长王开泽气势汹汹地过来了。此人是四川人，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会干事，并非“右派”的一个什么“分子”，黑黑的脸，大大的眼，年轻力壮，但为人冷酷。他一走到陈国华跟前，上去就踢了一脚：
　　“起来！干活去！摔了一跤，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我正与另一个人抬着一筐土走了过来。陈国华看了看我，似乎对是否服从这个“分子”的命令迟疑不定，意思是问我怎么办。
　　“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如果还觉得不舒服，就再歇一会儿。”
　　王开泽随即转过身来向我发开了脾气：“你为什么助长别人偷懒？！”
　　我也火了！我大声回答说：“他这根本不是偷懒！你打过仗吗？你知道身上有了伤疤是什么滋味吗？你如果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你自己的良心就会告诉你，他这是苦累太甚，极端饥饿，旧伤疼痛，体力不济！”
　　“你拉拢什么人？散布什么温情？谁的肚子不饿？饿也得干，起来！”王开泽又踢了陈国华一脚。
　　我真有点火冒三丈了！我强烈憎恨那些残酷无情地强迫我们这些人以垂危之身“挟泰山以超北海”的农场奴隶主式的人们，同样也强烈憎恨我们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中出卖人性助纣为虐的鹰犬们！伏契克说：“生活里是没有旁观者的。”我恨不能立刻猛扑过去，像当年在苏北盐城北门参加白刃战那样，和这个极凶残的什么“分子”格斗一番。陈国华在一旁瞧到我的面色骤发狂怒，怕为了他闹出了什么大漏子，连忙咬着牙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嘟嘟哝哝地说：“好老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管，我去，我去……”边说，边两腿打着晃，朝挖土的地方走去。
　　六
　　当天晚上，新来的指导员刘恩集合全排训话。他二十六七岁，中等而结实的身材。一看他那四四方方气色红润的大扁脸，就知道他的吃食很不错。表面上看，他似乎颇有理智，后来才知道，这是个貌似理智而实无天良的人。他不但有着朱麻子的阴险残忍，而且还要外加狡诈与恶毒。
　　他一来我们这个排，就说我瞧不起他。他竟说：“你们这些人，过去在北京住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趴的是写字台，躺的是大沙发，坐的是小汽车，现在让你们吃吃苦，受受罪，不为过……”边说边显出很满意的幸灾乐祸的神色。
　　这一次，他训话说：
　　“有的人劳动很好，实际上是筑掩护墙，背后尽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今天在工地上，他又一次公开煽动大家对农场领导不满，说大家吃不饱，肚子空，企图拉拢一些人跟他一道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很多人认为他公正，讲良心，是个大好人。这可是上了他的当了！真正关心大家的是农场领导，是党，而不是他！其实，我们难道是真的吃不饱吗？”
　　说到这儿，刘恩加大了嗓门问：
　　“大家说，我们吃得饱不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