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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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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作品提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当年在老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平时很少吃饭,常以饼干果腹;大夏天有时还带着暖水袋,灌上热水,捂着胸口,一只手压着暖水袋,一只手改稿。我们一起创办《红旗飘飘》时,他常常抱着暖水袋参加会议,同我们一起研究计划,讨论选题,文排义章,写《编者的话》。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工作。由于他知识广阔,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外出劳动时,人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围常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兴味中心。由于他高高的个子,黑色发亮的皮肤,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人戏称他“黑人牙膏”;又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身躯,有人戏称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尔基”。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
  可是一来了运动,萧也牧的处境却是另一番样子了。他在中央报刊上的公开检讨便成了现成的靶子,加上他平时喜欢谈论轶闻趣事,说长道短,议论横生,嘴巴没有门,因此那些经常在搜寻旁人辫子的人,善于给人上纲上线的人,专门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小”字就觉得不够味了,从他那篇皇皇大文的检讨上随便找一段,都可以作为再批判的材料。一次,两次,接二连三的检讨,他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检讨专家”。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他都是典型,因为每逢运动,他都怀着虔诚的心,主动检讨,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了。他屡仆屡起,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使用解剖刀,真心地、无情地解剖自己,想把心掏出来亮给人看。但那些有着铁石心肠的人,尤其是个别想打击别人来掩盖自己的隐私的人,总觉得“不过瘾”,还要在他的刀口上撒上一把盐。有一次,有人在萧也牧检讨之后向他提了个挑逗性的问题:“当你被批得无地容身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去香港或旁的地方?”萧也牧老实地回答:“我什么都想过,但我没有条件。”这个人在下次批判会上,迫不及待地给他上纲:“吴小武曾经想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多么可怕啊!萧也牧想用触及灵魂的检讨,重新做人,但是事与愿违,他被无情的手推得越来越远了。
  正当他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精心加工的《红旗谱》开始问世的时候,正当他参与筹划的《红旗飘飘》创刊号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也是在他重新辛勤整理的一部反映老区生活的著作《难忘的岁月》即将出版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多年来为革命呐喊、为无产阶级烈士和英雄讴歌的萧也牧,由于有着历年被批判的记录和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他在工作中的片言只语被搜罗起来无限上纲后,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边的那个“小”字被取掉了,后边还加上了令人战栗的“右派分子”。自然,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才争取到的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也被抹掉了,编辑室副主任被撤职了。在参加革命二十年之后,行年四十的萧也牧,又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痴心的萧也牧被戴上帽子,即将下放劳动的时候,还没有忘却他为之孜孜以求的组稿任务。他听说罗广斌等人在写一部长篇作品,立即草拟了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同志: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你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
  紧紧地握手。
  (1958年)七月二十二日
  约稿信表达了他的永不熄灭的革命热情,也反映了他纯真的职业品德。后来,当罗广斌等人来京修改《红岩》时,虽然从编辑业务分工上,萧也牧与作者毫无关联,但他还是主动地发表了自己对稿件的意见,关心修改的进程,关心作品的命运。正因为这样,当“文革”中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饱受摧残的萧也牧能够愤然而起,为保卫《红岩》大声疾呼,为罗广斌之死伸张正义。这也正是萧也牧的极其可贵的品质。
  他关心旁人作品的命运,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命运。当他得知姚雪垠排除万难来京修改作品时,他几乎是以钦羡的眼光,密切注意这部历史小说的进展以及它未来的命运。他热情关切并希望王蒙的《青春万岁》能够早日问世。当他得知小说虽已打出清样而仍难以出版,王蒙本人又将被发配新疆的时候,他以自己戴“罪”之身,打消顾虑,从出版社要了车子,同黄伊一起,把王蒙送到火车站,给远行的王蒙以极大的温暖。多年以后,王蒙在向人谈起萧也牧对《青春万岁》的真知灼见,谈起他远戍边疆时刻萧也牧对他的关怀爱护时,肃然尊称萧也牧是“编辑之神”。
  萧也牧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他从来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恶习。他有着一颗金子样的心,愿望帮助一切希望得到他帮助的人。他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当手里掂量一部来稿时,尽量找出它的优势,希望它成活、出版。他热情帮助当时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培养、启迪、提高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
  在接连遭受打击后,他本来微弯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他不再高谈阔论了,他的笑声消失了。即使在两年以后,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依然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着脑袋。他想夹着尾巴走路,回避和任何人争论任何问题,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变得唯唯诺诺,对有时交给他的明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接受一部不经重写不能出版的作品),他也只好勉力为之。他空有一腔热血,但无献身之处。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希望能让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下去,希望能把他的知识和力量包括他的一颗美好的心献给人民。
  就在这样热切的期待中,在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生活中,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一开始,萧也牧弄不清这次运动要整什么人,只见出版社满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点的名不是王康,就是张羽;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文艺黑线”……这些字眼都使他心里发颤。他噤若寒蝉,真希望有个洞穴能让他躲进去。他害怕历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能够躲过去吗?
  1967年2月10日,他所尊重的《红岩》作者罗广斌竟被整死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刘德彬和杨益言来到北京,带给我们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并希望出版社能给他们正义支持时,我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话。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人。由于《红岩》的影响和罗广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尤其是作为编辑对作者和作品的感情,大家对罗的冤死非常气愤,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难免使人产生顾虑。陈斯庸小心地问:“中央现在什么态度?”我就所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重庆造反派诬蔑罗广斌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捞稻草;小说《红岩》不是自己写的,是个右派分于写的。我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作为编辑,我们有这个责任。难道人被整死了,还不许人家说话吗?”萧也牧沉吟了一阵,决然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陈斯庸说:“要干就只好拼掉老命了。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要干到底。”严绍端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会,那些整人的人要是问起,开什么会?就直告他:为了对付你们!”在会议结束时,萧也牧带着悲愤的心情慨然地说:“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在北京城,在天津,在上海,在重庆,在有关地区一新人的耳目。他们把真相告诉社会,驳斥一切造谣诽谤。萧也牧弯了的腰又直了起来,他打消顾虑,挺身而出,编辑《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收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他在核定这篇稿件时,把青年出版社内语文修养最高的老编辑周振甫、叶至善、罩必陶、金近、陈斯庸、孙培镜等请来,一起字斟句酌,缜密定稿,用最精练的文字、最确凿的论据,澄清诬陷者散布的谣诼。《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远及上海、重庆等地,为民族树正气,为文坛辨是非,狠狠打击了那些造谣诽谤者。萧也牧一生编过很多书,这一次是他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顶着狂风暴雨、冒死犯难、短兵相接的一次最勇敢的编辑实践了。
  时隔不久,江青在1968年“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原来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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