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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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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忘记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
这天下午全中队在大院里集合,这个中队就是七个月以前从兴凯湖调来的全部人员。大家按各组指定位置坐在马扎上,干部站在旁边监视,看样子有重要事情。不久来了一位干部,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便装,队长介绍是来自清河农场总部的干部,到这里来宣布教养期。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养期之前,这位干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是写在纸上的,他读道:“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档案,做出了关于你们教养期的决定。首先必须说清楚,根据你们的‘罪错',对你们的处分是非常宽大,非常人道主义的。”“罪错”是劳改干部常用的词,我们听熟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对罪犯的原则和医院对病人一样,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处分比同样的罪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处分轻得多。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判死刑,因为你们企图颠覆政府,而且证据确凿!”
接着就宣读每个人的教养期。教养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个等级,一律从宣布当日算起。从一年的开始读。我自知我的处分只能是最重的,所以两年半以下的根本没有注意听。果然,他读了几个三年定期名字以后读到了我。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憎恨,读我的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三年!”
按照惯例,听了重要的报告以后小组要讨论的。大家早已训练有素,因此讨论中(实际是轮流发言,内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法制,感谢毛主席、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努力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发言一次,不多不少。因为不发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说一次;由于没有新的内容,所以一次就够了。右派发言以后,“内矛”发言,“内矛”约占组内人数四分之一,发言的内容是右派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右派的罪错比“内矛”的严重得多,必须好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会为大众的意见如此一致惊叹不已,现在我已司空见惯,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练地参加这种表演,我并且懂得,这种一致就是大家都在政治风暴中学会跟着官方的调子说话了。
我于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我理解为这就是劳动教养的开始。我劳动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养期,这三年算什么?没有交代。至于教养期,那是“研究了档案以后决定的”,只字未提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定的刑期。在我倾听宣读时,心里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令我想起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中国需要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当时动员鸣放,我才提了这些意见,接着就因为“进攻党和社会主义”变为人民的敌人。然而现在宣布教养期的行动恰恰证明我的“进攻”是正确的。我很清楚,我的难友们人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无人敢问罢了。这几年没有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但把人们教育得不说话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后,我们的教养期并没有结束,当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许多,到时并不生效,这又一次证明“中国应该加强法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容,竟被处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正确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代食品”毕竟不是食品。教养人员的体力不断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锹和镐干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未挖完的水渠上干活。那渠已挖到一半,想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停工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沟里的冻土块抬到上面去。其实这个活可做可不做,队长不过是找点事叫我们干而已。我和一位难友抬一个荆条筐,里面放了几块冻土,重量不过七八十斤,在“自然灾害”之前,谁要是抬这么一点点是要受批评的。现在谁都这样干,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后,两个抬手就放下扁担坐下休息,带工的队长只能视而不见。就是这一点重量,我们也几乎不能胜任了。我们摇摇晃晃抬着土筐向上走,我脚下忽然一绊便向前栽倒了,脸磕在石头般的冻士块上,破了好几处。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担也扔了,向前抢了几步,立住了。这天上午的活就此结束。我的额头和腮部擦伤了几块皮,竟拖了一个多月才愈合,因为缺乏营养。
谁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宿舍巡礼一番,他一定会怀疑那里面还有没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里没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装置。清河农场的气温平均低于北京3——4摄氏度,冬天没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况一群饿得皮包骨的囚徒!我们每天下午四点钟收工回来,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饭的东西:两个代食品和白薯面做的黑窝头加一碗马齿苋汤。吃完以后,不摘狗皮帽子,不脱鞋就爬上床去。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样长,约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墙坐着,腿上裹着棉被,两手揣在袖子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姿势从下午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开玩笑,更没有人吵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也没有人看书,因为没有精神,再说二十个人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是不可能看书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这里静多少,而这二十尊坐像的静止状态不下于二十具木乃伊,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个就是我。我闭着眼坐在那里,听着手表走动的声音,浑身没劲不想动,要睡又睡不着。我知道时间在过去,我的生命在消失,我知道谁都知道这些,但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
晚上九点,院里响起哨声,值班员喊:“点名啦!”大家从半睡状态醒过来,才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爬下床,仍旧揣着手,手腕上挂着马扎,各自慢慢找到了地方,声息皆无地坐下来。队长点名,点到谁就有一声微弱的应声:“有!”这声音大得刚够点名的干部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过去照例点名后干部讲话,现在已经免去,点完了队长说一句:“回去吧!”于是人们起身回去,和集合时一样慢慢吞吞,无声无息。接着上床就寝。因为室内和外面一样冷,大家什么也不脱:皮帽、棉手套、棉鞋,样样俱全。所以就寝的程序比较简单,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了。次日七点半起床,睡了整整十个小时。对壮年人这些睡眠足够了,可是我还总觉得困,假如允许,睡它二十小时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枯竭,到这时我才悟出,何以许多墓志铭总把死亡和睡眠相提并论。
四
到1962年夏季,灾害开始在教养人员身上显示威力了。人们的脚和腿开始浮肿。医生们经常检查浮肿程度,浮肿超过大腿的就搬进病房。病房是教养人员居住的惟一有火炉的屋子。住进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没有增加,不过是把代食品去掉,每天剩下六两纯白薯面,就是三个小窝头。他们不必干活,每天只是“静养”,但据说搬进病房的人很少活着出来的。找的腿肿到膝盖以下,还差一个等级不到住病房的标准。有一次我走进病房去看看(“自然灾害”以来纪律不那么严格,“串组”也没有人管),室内很整洁,窗明几净,桌上一个盘于里放着两个白薯面窝头,是午饭吃剩下的。这在劳改场所特别在当时是少见的事。那窝头紫红色,半透明,令人垂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剩下。询问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留着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个窝头,以病房人们的食欲大约够五分钟吃的,于是人们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这样可以延长这宝贵的快乐。屋里有十来个人,各睡一张单人床,一个砖炉子烧得很旺,室内暖融融的,但是静得出奇。那些人面色苍白,眼窝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卧,闭着眼,等待最后的时间的流逝。我觉得后背一股冷气通到脚跟,赶紧走出来,因为那炉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们那没有火的寝室还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进病房,然后从病房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我只知道整整一冬病房都是开放的,随时有床位空出,随时有新的“病号”进入。我们组就有两个人住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估计病房的“过客”有数十人,这是我们三分场数百人范围之内的数字。
我们这些病房以外的人还有劳动力,每天出去,便趁着“劳逸结合”的机会寻找可以人口的东西,缓解饥饿的折磨。春季解冻后第一件农活,就是用锹翻地准备种稻。地里去年种的是大白菜,收获时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里,现在被翻出来,白白净净的很好看。我试着吃了一个,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看来是一冻一化的过程破坏了大部分纤维质,也改变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白菜,现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个月的地,我们就充分享受了半个月的“菜根点心”。春天出土的杂草也是我们搜寻的对象,凡新长出的绿草都有人尝过,然后交流经验,互相通报什么草可吃,什么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工回来时牙齿都是绿的,看起来很丑。这时已经无人注意仪表,丑也没有人觉察。队长也不干涉,只要不动庄稼就行,我们还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一天,我正在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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