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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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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日夜照料刚满月的小女儿，时时感到疲倦，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从安徽回来的半个月来，几乎每天到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他的大小会议。会上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围攻，每天回来总是又累又气，寝食不安，人明显瘦了，眼眶也现出睡眠不足的黑圈来。心绪不安使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母亲问他会上的情况，他什么也不愿意说，问多了他便不耐烦，两人免不了就要发生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情绪都不好，谁也找不到互相安慰和体谅的共同话题。
那天父亲没有去开会，情绪也不像前几天那样烦躁不安。我们感到气氛比平常宽松，心情也稍稍愉快了些。我们打开了父亲1951年从苏联带回来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教一首新歌《北京——乌兰巴托》，欢快的乐曲在房间里回荡，大家精神也为之一振。收音机里教唱一句，我们大家就跟着唱一句。偶尔有人唱走了调，大家不免哈哈大笑起来。奇怪的是，一向严厉干涉我们，尤其怕我们吵闹的父亲，今天也没有训斥我们。只听得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水声，他正在专心地洗澡。
有人敲门。
“谁呀？”母亲问，一边叫我去开门。
进来的是又高又瘦、颧骨凸出、尖下巴、背微驼的康濯叔叔，他是父亲的老同事，过去经常来我们家。
“康濯同志，请坐请坐。延安，快给康濯叔叔倒茶。”母亲忙不迭地吩咐我。
“不必了，”康濯冷冷地说，冷淡得叫人摸不着头脑，他过去来可不是这个样子，“我找企霞有点事。”
“企霞，康濯同志有事找你。”母亲朝卫生间方向叫了一声。
“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父亲应道。
康濯拉长着脸，示意母亲不必管他，继续干自己的事。我们见客人一进门，就关上了收音机，我把弟弟妹妹们都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母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和康濯搭搭话。可他仍旧绷着脸，冷冷地坐着，没有一丝笑容，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屋子里的空气有些凝滞了。
不一会儿，父亲洗完了澡，穿着一身紫红色条纹的睡衣睡裤，脚上踩着拖鞋出来了。
“你稍等一下，我去换换衣服就来。”父亲对康濯说。
“不用了，我们到外面走廊里说几句话。”
两人一起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接着从外面传来了父亲大声抗议的声音：“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要向中央控告你们……”声音逐渐远去了。我听到父亲愤怒的声音，心里又紧张又害怕，预感到什么不幸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少时，又有人敲门，原来康濯一个人又回来了。他把母亲叫到一边，两人嘀咕了一阵，不知说些什么，只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就变白了，现出紧张不安的神情。康濯让母亲找几件父亲急着要穿的衣服给他带去。
母亲去拿衣服，康濯拿着一串钥匙，我一看就认出是父亲的，怎么会在他手里，我心里直纳闷。他来到父亲的写字台前，打开抽屉开始翻找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爸爸不在，他怎么可以随便翻爸爸的东西？就没有好气地问：“你干吗翻爸爸的抽屉，爸爸说谁也不能不经过允许就乱翻别人的东西，这不礼貌！”
康濯愣了一下，然后略微有些尴尬地哄我：“你爸爸让我替他拿件东西。”说着，又埋头翻找起来。
母亲拿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交给康灌，他匆匆地走了。母亲和我心里都很紧张，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说，康濯说对父亲隔离审查，是组织上的决定，她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带走了。过了很久，一次偶然的场合，我们才从父亲口里听到当时他被康濯等人带走的情景：
那天，他们出了门，走到楼梯拐角处，早有两个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作协的张僖同志，另一个是陌生人。陌生人拿出一张逮捕证，上面有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签字，陌生人要父亲在逮捕证上签字。
父亲当即向康濯和张僖同志严肃地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向你们郑重地提出三点声明，请你们向作协党组汇报：第一，这种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全把矛盾的范围搞乱了；第二，我坚信组织上有朝一日一定会纠正这种错误做法，到时候，你们就应该作出深刻的检查。尤其是你，康濯同志，作为一个作家，要好好地检查检查自己的灵魂；第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和政府的法令，尽管我个人不同意，也只能勉强就捕。”
康濯把父亲的衣服带走后不久，作协的人事科长敲门进来，要母亲把父亲的一支左轮手枪交给她带走。母亲不敢怠慢，急忙用钥匙打开抽屉，可在抽屉里找了半天，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抱歉地对她说：“这样吧，您先同去，我再好好找找，找到后马上叫延安给您送去。”
科长才走了没多久，母亲就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手枪，原来她紧张得什么都忘了。她急忙用报纸把手枪、子弹和持枪证都包好，叫我送去。
这枝手枪我很熟悉，是父亲刚进北平在文管会工作时，为了自卫的需要，上级发给他的。那时他平常用一块红绸子包着它，还有六颗亮晶晶的小子弹。父亲很爱护它，有时还拿出来擦擦，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几年北京社会秩序安定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它了。和手枪一起的，还有一张持枪证，我也见过。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呢？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
我想起不久前作协资料室有个叫阎望的人，忽然有一天被逮捕隔离了，人们都说他是胡风分子。父亲会不会和胡风有关系呢？不会，从我记事起，从来也没有见过胡风，他从来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父亲的熟人里，也似乎没有人提到过他……
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原来是作协的公务员康书太，他让我们给父亲准备早饭，要带什么东西也可以交给他。我们这才知道父亲没有被带走，还在作协机关大院的某一个地方被关着。但是，昨天晚上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拿饭？是他吃不下不想吃，还是……母亲准备好早饭，又让康书大把洗漱用具给父亲带去。因为他一趟拿不了，母亲征得他同意，让我一起帮他送去。
我随着康书太下楼，穿过两个院子，一直到机关大门口的西边，原来父亲被关在这里。老实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也从未到过大院的这个角落。后来听父亲说，当初他们为文联文协接管这个大院时，这里就住着一户人家，十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他们没有工作，也无处可去，只好让他们留在这里。直到现在作协要关父亲了，才把他们弄走。
这里有两间屋子，东边较大的那间原来是那十口之家挤住的，现在由看管父亲的两个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住着。西边小的那间可能原来是那家人的厨房，不足六平方米，墙壁都被烟熏黑了，显得又昏暗又狭窄，里面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两斗桌和一把椅子，父亲就被关在这里。父亲看见我，只轻声说了句：“你来了”，就不再说什么。我心里很难过，眼里噙满泪水，不知说什么好，只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这以后，父亲要什么东西，就请小刘或康书太到家里来拿，有时也让我给他送去。
我们一直很奇怪，既然有正式的逮捕证，为什么父亲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去呢？很久以后才听他说，肃反时毛主席好像有过指示，党员干部涉嫌反革命案时，一般不抓，不送监狱。至于那张逮捕证究竟是怎么搞来的？经过什么手续？有什么依据？有关人员不说，大概也永远无从知道了。但作协党组后来明确告诉父亲，这叫做隔离反省，不叫逮捕。
二、割不断的情
父亲被带走的时候，我的外婆从上海来探亲，正住在我们家里。她已年近七十，没有文化，看到这突然发生的悲惨的一幕，既担心害怕，又莫名其妙。母亲无法和她解释清楚，只能陪着她流眼泪。外婆整天伤心地说：“阿四（父亲排行老四，外婆叫他阿四）性格那么倔强，他真会刮刮地颠死（江浙土话，意思是活龙活现的一条鱼，一离开水必定会急得乱蹦乱跳而死）。”
她为了使父亲不至于把身体搞坏，不顾自己年迈，每天清晨都徒步到东单菜场买些螃蟹、鱼虾之类回来，烧好后叫我给父亲送去。但她却一直无法见到自己的女婿。时间一长，由于担惊受怕，忧伤过度，身体、精神越来越不行。母亲怕她生病，劝她先回上海去。外婆伤心地说，我年纪这么大了，回到上海后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阿四，你和上面说说，让我在临走之前再和阿四见上一面吧。
母亲向作协党组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允许老人再和女婿见一面。不料他们研究后，竟然拒绝了老人的这一请求。我们既不理解，又很气愤，即使父亲真的犯了罪关在监狱里，也应该允许家人探视或送饭啊！外婆年近七十，想再见女婿一面也是人之常情，怎么能这样无情地加以拒绝呢？但这理当时又能向谁去讲呢？
母亲无法可想，只好把外婆送回上海。到车站时，外婆临上车再三再四对母亲和我说，见到阿四，好好劝劝他，让他想开些，保养好身体。说着说着，她喉咙早已像噎住了什么，哽咽着，泣不成声了。
外婆回到上海后，满腹的话憋在心里，也无法同自己的子女们说，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母亲伯父亲知道后气愤伤心，一直不敢把这事告诉他。
不久，作协通知我们搬家。照情理上说，这也可以理解，人都隔离反省了，怎么还能继续住在最好的房子里呢？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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