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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正午 - 隋唐五代的另类历史-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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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军四合，累下城栅”。诸将逮捕淄青贼将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械送长安，宪宗君臣以为他们“久居污俗，皆被胁从”，均加以特赦，放归魏博等镇效力。这一招管用，“贼觇知传告，叛徒皆感朝恩”。
交战期间，李师道大将刘悟在潭赵扎营，抵拒魏博的田弘正。用人而疑，李师道总觉刘悟在外面不塌实，数次催他出战。刘悟也有难处，与其对营的是气势正盛的魏博兵，能守住就算不错，哪里还敢主动找死。李师道怒，派个奴仆携密信找到刘悟的副使张暹，让他“解决”刘悟然后代领其军。张暹与刘悟关系密切，转身进营把实情全盘托出。刘悟一听，连忙唤人先把李师道传密令的奴仆一刀砍了，然后，他大集众将，说：
“魏博兵强人众，我们出战则败，不出战也会被司空（李师道）杀掉。天子明诏所诛，惟司空一人，我们现在被驱迫入死地，实在不值，不如还兵直趋郓城为朝廷立功，转危亡为富贵。”
众人唯唯，只有别将赵垂棘一个低声嘀咕：“这事能成吗？”刘悟一抬胳膊，立马上来几个兵士就把这位起将军推出砍了，接着，刘悟又杀平常看不顺眼的将领三十多人，“尸帐前，众畏服”。出兵前，他又密派人告知正和自己列营高使的田弘正，让对方在自己出兵后出据潭赵。
夜半时分，刘悟率兵趋至郓城西门。见来将来兵皆是“自己人”，守门将大开城门，众兵进城喧噪，四处放火。李师道惊起，急得跳脚，入见其嫂（李师古之妻）说：“刘悟反了，我只能上表求为庶民，能为先人守坟墓就知足了。”说完话，李师道扭头就跑，拉着儿子李弘方躲进厕所。此时此刻，再不见先前为他出主意的蒲大姐等“巾帼英雄”挺身而出。
乱兵闯入节度使内室，搜得李师道父子。李师道请求见刘悟，不许；又请求把自己缚送长安。刘悟派人对他说：“司空您现为囚徒，有何面目见天子！”李师道不死心，“犹俯仰乞哀”，全无当初上窜下跳烧粮仓、杀宰相的气焰。倒是他儿子李弘方有点骨气，一旁劝说老父：“不如速死！”这话很对，自己不说也得死，刘悟命兵士一刀一个，砍下李师道父子首级，“传首京师”。
“自广德（代宗年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河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至此，唐宪宗成为安史之乱后最英明有君主，“慨然发慎，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虽将相有功，但如果没有宪宗英明独断，诸事也不可能成就。
藩镇问题是安史乱后唐王朝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打仗打得就是钱，无他法，只能竭泽而渔，从百姓身上榨取，特别是江南一百多万民户，几乎全部血汗都被榨尽，负担近百万军士的粮饷。此外，北方诸藩镇多是胡人后代或兵痞把持，使得本来一直有深厚之化传统的中原地区变得犹如“化外异域”，民风悍野，烧杀为乐，割据称雄，是真正的历史的倒退。一百五十多年间，河北三镇的节度使走马灯似地换了57个，可由唐廷委派的只有4个，几乎皆是猜沉阴险的武夫。而且，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迄至五代，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藩镇割据”。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藩镇割据最大的危害还在于数百年的后世——北宋王朝深知藩镇军人跋扈的危害，竭力避免武人专拥一方，弱枝强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结果，矫枉过正，两宋的军事实力和兵士素质大大降低，一亡于金，再亡于蒙古，亡国而且之天下，中国历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究其根由，一切竟仍可以追至藩镇割据之祸。
无论如何。元和君臣对于消藩的赫赫史迹，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正如唐朝诗人张祜的诗中所谓：
万古元和史，功名万古殊。英明逢主断，直道与天符。一镜辞西阕，双旌镇北都。轮辕归大匠，剑戟尽洪炉。物望朝端洽，人情海内输。（《献太原裴相公二十韵》）
（这位为求官南北奔走三十多年的张祜诗人虽然诗中难免有奉承之语，毕竟是实话也不少。他最有名的诗是《集灵台？其二》：“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峨眉朝至尊。”此外，还有一首宫怨诗《何满子》：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元和天子的“暴崩”结局
宪宗高坐皇位受群臣上贺。大家和他本人都不知道，这位中兴君王距他的生命尽头，只有一年的时间。
“上（宪宗）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于是，道士柳泌、和尚大道等人相继入宫，为皇帝炼“长生药”。为了让柳泌有好环境合炼不老丹，宪宗竟以台州一州之地尽赐柳泌，这位老道在天台上以刺史身份，天天架几口大锅为宪宗炼丹。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唐朝皇帝，太宗、高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无论英主庸主，皆喜服食药物。这些药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均是剧毒矿物，食之燥渴烦懑，性格大变。奇怪的是，武则天也吃丹药，竟寿至八十三。“岂女体为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赵翼）”笔者揣摩，武则天服食的，可能更多是植物类“仙丹”，为害不大。
不仅好神仙服药，宪宗晚年还好佛。元和十三年年底，宪宗遣中师率大群僧众前往法门寺迎佛指骨到长安。“上（宪宗）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宪宗皇帝此举并非“统战”需要，他是真心崇信。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表文非常有意思，发人深省，有理有据，兹录于下：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
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
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韩愈讲的很有道理，他列举“佛”出生前，中国的上古诸帝皆长寿，连有据可考的周文王、周武王都活到九十多。汉明帝时开始崇信佛法，在位才十八年。南梁武帝最侫佛，三次舍身佛寺为奴，一天一餐素食，虽在位四十多年，最后因侯景之乱，竟然饿死于台城。同时；y由于这位韩爷是道统维护者，他更指出“佛”不过是一“夷狄”，佛教更使当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损耗。
宪宗览表大怒，立贬韩愈为潮州刺史，即韩大诗人自己诗中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佛倒没把韩愈怎么样，皇帝先把他贬流至人烟罕至的荒远僻州。当然，万苦千辛到了潮洲，见“涨海连天，毒雾瘴气，”韩诗人也后悔，上表哀呼：“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老斗士一时嘴痛快，数年人辛苦。
宪宗绝非昏狂之君，他也对大臣们讲：“我想韩愈谏佛骨之事，大是出于爱护朕躬之意。但韩愈为人臣，不应乌鸦嘴讲皇帝事佛反而早死这种事！”
不料，韩愈这“乌鸦嘴”还真灵。仅隔一年多，元和十五年正月（公元820年），宪宗就于宫内“暴崩”，时年仅四十三。
一般史书皆讲：“上（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众宦官）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新唐书》、《旧唐书》以及现在各种史书，有的支支吾吾，有的因袭前史，都言宪宗暴崩是陈弘志所弑。
其实，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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