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不可思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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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我的人格，竟然印了书面声明分发给在场的各报记者，说我是索价一夜十万元台币的应召女郎（他知道当年我和宝哥在印尼登台的酬劳是一天十万元），所以我的证词不足以被采信。当时正直不阿的资深记者宇业荧就坐在我身边的位置上，他一拿到那张传单立刻让我过目，然后迅速地跟其他的记者朋友们商量，提醒大家不要上李敖的当。我在媒体上花边新闻颇多，但大部分记者都知道我是个只要爱情而不屑拿爱情换取金钱的浪漫派。后来李敖的声明报上只字未登。
　　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钩子一样，紧紧地钩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后来我读了《灵魂永生》这本奇书，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该由自己负责，于是那个钩子就松了，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当时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贼》这部喜剧，每天我都捧着《灵魂永生》阅读，并试图说服许冠文也拿起来读一读。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见金庸，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这本书，但显然引不起什么共鸣。虽然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我的心情依旧轻快无比，时常一个人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边跳边唱地走着，那份喜悦想必感染了不少路人，从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经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种想法，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只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愤怒与嗔恨，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当时我并没有以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这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举动里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间我心里所有的怨恨彻底烟消云散。
　　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罪，心中的钩子一松，外在的结也跟着松了。萧先生在李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节败诉，锒铛入狱两次，第三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这场荒谬剧，于是偕同剑芬移民美国。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还是对李先生的才华赞不绝口，没有丝毫恨意，令剑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己在那张长达十八英尺的真凭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锒铛入狱一次，但他在回忆录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誉的牢狱之灾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狱”。他深谙群众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心肤浅到只要是诉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敌忾的浑劲儿一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闻网”谈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十几年后当我的健康因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时，李敖开始在他的电视节目和著作中不断地对我攻讦，令我不禁增生一份心理上的洞见——仇恨的背后永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什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解我在这段因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一种亏欠和未竟之责。但愿这一万多字的剖白能够让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所有对他人的攻讦与不满基本上是毫无杀伤力的（如果那个人已经超脱了面子问题）；这股力量在过程里伤害的只有自己。人即使拥有再多无知的支持者，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以及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第六章
　　寻道
　　《灵魂永生》像是一把独特的钥匙，开启了我向内探索的门，使我体会到心智的创造力，也让我更专注地朝着内在的召唤前进。在自我探索的途中需要各种助缘，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道友就是目睹我和李敖协议离婚未成，为我们做“最后宵夜”的孙春华，另外一位则是气功大夫唐师父。
　　我在前文中提到在香港拍《大笨贼》期间，因为从马上摔下来而伤到了尾椎（以及第三节的颈椎），回台湾后虽然找了推拿师治疗，但尾椎部位的经络仍有些淤肿，因此右半边身体时常隐隐作痛。不久有人介绍我到辛亥路“双头甜”水果店旁的一幢老公寓，找一位专治跌打酸痛的气功高人——唐师父。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双头甜”，也找到了唐师父的诊所。
　　那是一幢简朴得近乎简陋的二楼公寓，里面坐了一些求诊的人，有的人肩颈部位贴了厚厚一片的黑褐色药饼，我问他们那是什么东西，他们说那是唐师父徐州老家三代相传的秘方——由红薯制成的药饼，可以把肩部穴位里的淤塞物吸出来，我看了觉得很稀奇。进入唐师父的推拿室，见到一位年长的女士正在接受治疗，仔细一瞧竟然是叶曼居士——叶阿姨。我曾经在《十方》杂志里读到叶阿姨某次打禅七突然瞎猫碰死耗子，尝到了“推河车”的滋味。照理讲她的经络已经畅通无阻，为什么还会坐在这里接受气功治疗呢？我心里正暗自思忖着，叶阿姨突然开口说道：“我这个病是打坐治不好的。”我被她的“心通”能力吓了一跳，不敢再多想什么，老老实实地坐在旁边等待唐师父治疗。叶阿姨的疗程结束之后，唐师父要我躺在按摩床上，他以气功点穴的方式为我进行治疗。他的方法和一般的按摩推拿截然不同，患者不但没有痛感，而且非常舒服，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治疗结束后他给我开了一些泡澡的草药粉，要我回家自己进行药浴；它的功效是促进血液循环和排毒。这样双管齐下地治疗了一阵子，有一天唐师父说他要为我运气，把尾椎穴位的淤塞物用徒手吸出来，我怀着未知的心情接受他的“吸淤大法”。过了几秒钟的时间，唐师父要我坐起来看他的手掌，只见他的掌心全是灰灰黏黏的东西，他说这就是穴位里的淤积物。他问我感觉有没有轻松些，我说确实轻松多了。他说用一次“吸淤大法”不知要耗掉多少元气，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脸，发现他的头发竟然全体竖立，就像卡通影片里的人被电击后的反应。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有点眼冒金星，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后来听说许多官场上的要人经常派车子来接唐师父出诊，不知道他如何应付得了那么多的病患。
　　几个月之后唐师父在某家美商公司开静坐班，我成了班中的学员，我们不仅练习静坐，还接受唐师父的外气灌顶。当场气动的人有两位，我是其中的一个，从此以后我的外气就开始不能控制地在身体里流窜。
　　练了几个月之后，各种深埋的情绪开始曝光、释放。我逐渐察觉自己和父亲一样，都是压抑愤怒、哀伤和恐惧的能手，我们习惯性地在人前维护自己的平静与尊严，力求人际的和谐，大部分的负面情绪都往内压；就因为没有适度的宣泄，在生活里情绪才会突然失控，爆发出巨大的情绪能量。
　　母亲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父女要坦率得多，她总是有话直说，有气则发，所以她的能量比我们高，也比我们流畅，但也因此造成了我们的压力。这时我意识到自己迫切地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世界大厦的家只有母亲的气味，我的创造力在这个空间里是很难充分开展的。从某个层面来看我很羡慕父亲，至少他和母亲的功课已经暂时中止，剩下我独自一人继续面对这股难缠而又顽强的能量（她对我也有同感）。
　　自从我进入演艺这门行业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我在媒体的渲染下好像身边永远有男人陪伴似的，其实我和异性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十几年总共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两年。母亲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寡宿。我经常想借着两性关系脱离母女相依为命的无奈生活，但叛逆了无数次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平常我不是拍电影、拍电视、拍广告，就是登台、主持节目、接受访问，再不然就是出外景、参加影展、宣慰侨胞或演讲。我辛苦工作赚来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由母亲管理，她省吃俭用以本金生利、利生本金，我们的生活终于可以不愁后半辈子的吃穿，父亲也不必再把薪水全部交给母亲（从我一开始赚钱养家，便要求母亲放父亲一马，后来母亲终于答应了）。
　　表面看来一切已经获得改善，应该皆大欢喜才对，没料到富裕的金钱仍然无法带来宽大的心胸。
　　母亲对于金钱的执著并没有减低，连上西餐厅吃块牛排都舍不得，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醒她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这么紧缩地过了，她的辩白是：“就因为这么紧缩，才有钱的。”我问她：“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吗？赚钱的目的是要提升生活品质，不是要你变成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话锋一转，声称自己身体健康完全是因为粗茶淡饭，所以还是要继续节俭下去。
　　寻道
　　然而问题是，她节俭的势力范围总是扩张到我身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回家吃饭经常面对的还是那两根豆芽，我每个月两万块的零用钱，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