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自传_2-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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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来看你表演的，不是来听我啰嗦的。”
　　“这不是啰嗦。他们有权力知道更多的情况。我在沙皇统治的年代曾多次来这座城市，那时他们不能跨进剧院一步。穷人看戏，听音乐，欣赏舞蹈，都只是白日做梦。沙皇政府面对未来惊恐万状，因而仇视有着美好未来的劳动群众，残酷地将他们枪杀在大街上！我来俄国正是为了这些观众，我不要钱，倘若世界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跨着优美的舞步前进，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他们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邓肯刚结束第一个节目，突然停电，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纷纷擦燃火柴杆，也无法把偌大的剧场照亮。这时，什尼切尔不知从哪弄来了一盏点着蜡烛的马灯，邓肯接过去，高高举过头顶，昂首挺胸，英姿勃发，红色的披风分外耀眼。她镇静地说：“同志们，我请大家唱几支俄罗斯民歌，好不好？”
　　话音甫落，大厅里的观众顿时活跃起来，没有乐队，没有指挥，他们在互相看不见的漆黑里整齐有力、悠扬悦耳地唱着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歌。
　　在沉重的奴役折磨下，你长眠了，但死得光荣。
　　在为人民事业的斗争中，你无私地奉献了一生。
　　……
　　亲人啊，你们知道，在我们的累累白骨之上，将站起一个坚强的复仇者，他比我们更加无畏、英勇。
　　……
　　革命歌曲都唱遍了，一直坚持到深夜一点钟，邓肯的手臂始终没有放下。她非凡的意志激励着工人士兵们引吭高歌。事后，她仍然兴奋地说：“那时，我好怕挺不住了。如果我因累而垂下手臂，歌唱就有可能中断。歌声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会有多么遗憾呵。世界上任何最有名的合唱团都不能和那个晚上观众的放声歌唱相比！”
　　5学校逐渐步入了正轨，邓肯的精力主要花在教学和演出上，其余事务归艾尔玛照管；什尼切尔跑腿，是邓肯与政府的联系人。
　　一天晚上，邓肯闲来无事，和什尼切尔玩起了”灵盘”的游戏。所谓灵盘，是一种占卜工具，在写有字母及其他符号的塑料板上，悬着一块心形木板，木板支持在两个小轮和一支垂直的铅笔上面，以指轻触，铅笔则自动写字。
　　邓肯的指尖轻轻地触动了指示笔。
　　“那是什么意思？”
　　“DORA，”什尼切尔答道：“你名字的一部分。”
　　邓肯的脸色陡然变得惨白，她对什尼切尔说：“这是我母亲的名字。前几天姐姐来信说，她病得厉害……”话未说完，邓肯已经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猜的没错。
　　早晨，一封从巴黎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邓肯的房间。邓肯关上房门，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打开电报：母亲4月12日逝世。
　　多拉。格雷。邓肯病逝在巴黎儿子的寓所中。临终前，她一直念叨着”依莎多拉”，这是最让她牵挂的女儿。
　　从列宁格勒回来后，叶赛宁有了很大的变化。酒喝得少了，诗写得多了，待人温文尔雅，又是那个逗人喜爱的叶赛宁了。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胃、肝、脾都有毛病，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有气无力。
　　邓肯恳切地劝他：“跟我去一趟欧美吧，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我认识许多专家，你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不想出国，我说不出一句英语，多难耐呵。”
　　“有我哩，我是你的保护神。”
　　“我真的会不习惯。”
　　“谢尔盖，你是天才诗人，你只写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我觉得这还不够。到外面去走走吧，世界很大，开阔眼界总不是一件坏事。”
　　叶赛宁走过来，偎依在依莎多拉。邓肯的怀里：“我听你的。”
　　邓肯修长的手指插进那金色的发丛中，她微笑的面庞放射着慈爱的光辉，笼罩了显得稚嫩的叶赛宁。
　　为了真正地对叶赛宁起到保护作用，邓肯决定通过苏联的法律手续巩固他俩的爱情关系——结婚。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邓肯一贯是坚定的”反结婚主义者”，竟然要和比她小一大截、禀赋着俄国农民特质的诗人叶赛宁结婚，欧洲人像听天方夜谭。
　　邓肯马上给美国的著名经纪人尤罗克拍去了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她毫不犹豫地将叶赛宁称为自己的”丈夫”。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邓肯备受感染，她在日记中写道：五月一日的莫斯科，场面极其壮观。一条条大街就像一片片鲜红的玫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戴着红色头巾，举着红旗，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地走过。所有这些人都已靠黑面包和灰米饭生活了四年，但我认为，这个五月一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超过了沙皇统治下的每一个食物富足的年头。那是一幅雄伟壮观的景象，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充满自信的人们唱着：“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观看着，倾听着，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这首歌能在整个地球上广播。
　　第二天，依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并肩走进了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在结婚证书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姓——”邓肯—叶赛宁”。当他们出来到了大街上时，叶赛宁跳起来欢呼道：“哎——，现在我是邓肯啦！”
　　邓肯也同样喊着：“我是叶赛宁啦！”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他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功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这是叶赛宁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登机前，他们坐在草坪上说笑。邓肯忽然向什尼切尔要了纸笔，迅速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语：“如果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邓肯。”
　　“这是遗书。”她递给什尼切尔。
　　什尼切尔说：“你忘了你们是一起坐飞机呀，你没了，他还会有吗？”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又拿过去，补了一句：“如果我的丈夫也不幸遇难，继承人就是我的弟弟奥古斯丁。——邓肯。”
　　飞机起飞后，叶赛宁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上面写着一首字迹潦草的诗，是马连果夫托人捎来的送别诗：我害怕，一切事情都会发生！
　　人们往往拿好友去换女人。
　　也许你回来时，
　　在你睫毛下面的眼窝里，两盏蓝色油灯，不再闪闪发亮，不再燃烧激情的火光。啊，这些头！
　　啊，乌黑头发、金黄头发的头……
　　叶赛宁将诗攥成一团，塞回衣袋，蓝色眼睛里闪烁不定的灵光，仿佛黑夜里风中摇摆的油灯，黯然、迫促而孤独。
　　第十二章巡回演出11922年的5月，叶赛宁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到了俄国以外的地方。
　　这里是德国的柏林，豪华的阿德龙饭店接纳了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客人。
　　叶赛宁明显地不适应柏林，第一，依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名气太盛；第二，德国人不知道叶赛宁的诗歌；第三，柏林是俄国逃亡贵族的聚集地。
　　邓肯一到柏林就陷入繁忙的应酬之中，虽然她总有一只眼睛在叶赛宁身上，但对于依赖性极强的叶赛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叶赛宁抱着一股征服欧洲的雄心壮志而来，他携带了大量的诗歌新作，还包括一首正在修改的《流氓的国家》。邓肯无暇它顾，叶赛宁只好寄希望于他在柏林的旧友，他找到了意象派诗人亚历山大。库西科夫，嘱他安排一次叶赛宁诗歌朗诵会。
　　库西科夫说：“这里不是俄罗斯，那种声势的朗诵会只有俄罗斯才有，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德国的诗歌都在小小的沙龙里。”
　　一天，叶赛宁和邓肯、库西科夫一同来到柏林艺术之家。柏林艺术之家成立于1921年11月，是苏联流亡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群家乡人中，叶赛宁显得格格不入，他痛恨流亡。席间，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得到了邓肯和叶赛宁的响应，却遭到大批流亡者的反对。在一片嘘声中，叶赛宁毫不畏惧地跳上一张桌子，大声朗诵起诗来。他的义愤填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喧嚣。
　　尽管是在德国，叶赛宁的这一举动依然得到了舆论的尊重。柏林《前夜》报撰文说：“革命的俄国得到她的有灵感的歌手，她的宠儿和孝子的热烈支持。我们知道，真正的俄国是通过叶赛宁伟大奔放的才思而不是几个流亡记者卑鄙的起哄叫嚷得到表现的。”
　　5月14日，《前夜》报发表了叶赛宁的两首诗：《我不懊悔，不呼唤，也不哭泣》和《一切生物都有特征》。然而，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却在柏林这块异土上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不少德国读者对这些”呕吐出来的东西感到震惊”，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韵律，没有风格，没有思想，只不过是纯粹的没有脑袋的脑袋。”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武断和不礼貌非常不满，他由此估计到自己的这次出国之旅是不会平坦的。
　　现在看来，邓肯带叶赛宁出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对诗歌，还是对身体；但是，出乎意料，叶赛宁的世界观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在共产党苏联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似乎认识到了发生在自己故乡土地上那一场变革的必要性。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爱俄罗斯，俄罗斯除了苏维埃政权外，别无选择。只有在国外，我才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把世界从没有希望的市侩习气中拯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
　　过了一个月，叶赛宁和邓肯在库西科夫的陪同下，拜会定居在柏林的俄国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正好在那里碰上了列宁的挚友、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