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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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接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

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共中央局名义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全文转
达了这一计划，令其坚决执行。

1933　年6　月13　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电。这份
长电批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
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
央苏区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
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

打人”。

根据这个电令，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敌十九路军，
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
乐安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中央这个长电在前方将帅中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朱德表示根本不能
接受。周恩来说：“‘四反’后，我与敌交战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杀伤，
至少歼敌一团以上。入闽作战地域多贫瘠，给养筹措困难；况且，目前我军
已有断炊之虞！”

朱德也说：“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我们过去战争最深刻的经验，不能分
开嘛！”

接到长电的当天，前线总部立即召开了各军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中央
的电令。

彭德怀说：“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
打，就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彭德怀反对中央电令。
他最深刻的教训是打赣州及后来的水口之役。打赣州，一军团放着没打，他
的三军团和五军团等部英勇无比，但兵力不集中，歼灭战成了消耗战，吃了
大亏。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经
历，与彭颇有同感，都反对一、三军团分开。

前方将帅会议的结论：中央的长电是主观的、错误的，不能执

行。

6　月18　日，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局，对长电提出不同意见。


指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

同日，周恩来又单独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无端指责。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然是错误；但自黄陂战后，每次
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

博古见前方拒绝执行长电，大发脾气，说：“中央的指令不容拒绝执行。”

6　月23　日，周恩来连续两次接到中央局严厉斥责的电令后，万般无奈，
表示：“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
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即宁都）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
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中央局予以拒绝。7　月1　日，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名义，致电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周建屏、肖劲光、叶剑英等，断然发布《军
委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宣告组建东方军，实
施“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全文如下：

朱、周、彭、滕、周、肖、叶并转肖、邵、周子昆、曾日三、薛、黄：

为迅速建立和完成抚河以东的作战地区，着以三军团（暂缺第六师）、
十九师为东方军组成部分，任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为配
合作战，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各独立师团营不论，归彭、滕就近指挥，并
以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东方军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望各部通
电联络。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项英竟直接电令彭、滕，彭、滕也径向项英报
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方面
军总政委周恩来，连接转电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周恩来、朱德形同虚设，更加无所事事。彭德怀、滕代远、周子

昆、曾日三等则愈发“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

7　月中旬至9　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与博古、项英等，就东方军预期作
战方针、部署与延长时间、扩展区域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周、朱一
次次建议被撂置、遭否决，与博、项矛盾日甚一日，难以沟通。

就在这时，博古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
到达瑞金。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于是乎，把红军指挥的大权，拱手交
给了这个德国人。

李德，何许人也？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德国共产
党员。1928　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　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
国际派来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是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瑞金的同志们因
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大权独揽，发号施令起
来。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
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
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
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
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便可想而知了。他虽还在前线，但对
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


理睬。

1933　年11　月20　日，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树
起了反蒋的旗帜。

11　月24　日，周恩来向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建，将以由浙入闽为
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建议以红第三、五军团侧击进
攻福建的部队。由于周恩来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

动已无权决定，只能在报告中希望中央局早作决定。

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
态度，拒绝给予支援。

11　月25　日，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付出巨大的
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去替我们打击该敌。”这样，周恩
来支援福建事变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12　月13　日，军委又决定并电告周恩来、朱德，袭击敌运动中的单独部
队计划取消，将红军主力西调，由第一、三军团组成西方军，去劳而无功地
攻击永丰一带地区的敌人堡垒线，而不去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已使周恩来在前线无法正常地工作了。

12　月16　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
线实际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
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
理之电令给我们。”

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中央局。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
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
部，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
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12　月20　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
军各部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1934　年1　月4　日，周恩来、朱德从前方回到瑞金。

2　月3　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这以后，周恩来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性
的组织工作。许多重大问题，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
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与闻。

宁都会议，毛泽东丢了军权；李德一来，周恩来、朱德军权旁落。从此，
十余万中央红军和数百万苏区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和一个
外国洋顾问的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前夜，红军权力的交割，给这场“大决战”
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第二章两个“拳头”砸“堡垒”——血肉模糊

沟口大捷，博古亢奋不已

1933　年9　月，中央苏区平静了半年之后，终于在这块5　万平方公里的赤
色疆域上，爆发了一场恢宏壮阔、惨烈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
战争。

是年夏天，蒋介石坐镇江西省会南昌，亲任“剿匪”军总司令，调集了
六十六个师二十八个独立旅共三百二十个团，计六十万兵力，苦心筹划对中
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屡次惨败的教训，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
略战术，而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所谓“以守为攻，乘机进剿，
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
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原则。他还聘请了数十名德、意军事教官，以德国
元帅冯·赛克特为首席顾问。

蒋介石在庐山称，这次与中共决战，“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须成功成
仁。”倘“大家再不能振发革命精神，再不能立定决心，鼓起勇气，来消灭
当前这个最大的敌人——强悍的土匪，那么国家立即就要灭亡了！我们也就
不仅是生无立足之地，而且要死无葬身之地”！

经过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后，毛泽东路线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已被
彻底摒弃。临时中央路线得以在苏区和红军中畅通无阻，

贯彻执行。面对蒋介石穷凶极恶的第五次“围剿”，博古为首的中央于
1933　年7　月24　日，发布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们党
的任务的决议》，认为，第五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