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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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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已到不改则党将不党的程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考虑。首先,大陆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成绩,使中国大陆的国际威望大增,而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专制的代名词,这不利于与中共打政治仗和说服民心,因此有必要进行政治革新,抢过“民主”大旗。其二,美国对东方专制政权的支持态度有所改变,专制政权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和南朝鲜全斗焕政府一一倒台,台湾如果再不改变,党外就是美国所要找的国民党政权的替代品。其三是党外势力已经成势,“外”有美国的公开支持,“内”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战”有国民党的种种失误作为目标,“量”有30%左右的选民稳定支持,事实上已到了无法用武力压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话,又能维持国民党统治多少年?蒋经国不得不选择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这条路。 
  蒋经国在台执政,颇受肯定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通过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时的谈话,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接班人的看法。他说“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一直依据宪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今后亦当如此……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事,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3)   
  在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联合典礼上,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贵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人们注意到,这是蒋氏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表态,断言在自己身后结束蒋家王朝,放弃蒋家独裁,排除军人干政的可能性。并且对死抱不放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也提出修补计划,表示要沿着“宪政道路”走下去。作为与之讲话相配合的是,他于次年2月把蒋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要以今年为党务革新的出发点”。此次会议成为国民党实施全面革新、进行政治转型的转折点。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并称之为“两寅变法”。 
  为推动“全面革新”,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是改选中常委,已病两年的孙运璇正式退出中常会;新选进中常委的全是开明派,由李焕带头,另外三人是中生代代表人物“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施启扬、“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履安。这样,在中常委内保守派和元老派削弱不大的情况下,开明派的力量得到提升,中常会内部对革新的阻力大减,通过各项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二是成立了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两人一组,分别讨论以下六个问题:“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强化社会治安问题;加强党务工作问题。 
  以上六大问题,可以说是集岛内所有政治焦点之大成,是国民党和党外较量几十年的主要交汇点。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一党专制,所以维护一党专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变相终身制、官派省市长、坚持戒严和维持党禁”诸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禁区,也就成为党外势力猛烈攻击的固定目标,如今国民党主动提出准备解决,表明国民党政治上的让步,也表明了蒋经国进行革新的决心。 
  为顺利进行革新,蒋经国再次进行重大人事调整。6月18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免去宋长志的“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这样安排,有他的用意。其一是任命文人“国防部长”成为“军队国家化”之始,以防止在前几年中军警保守势力干扰改革计划的事情再现,防止在自己身后军人势力的膨胀和出现军人政权。其二是希望蒋纬国利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关键职位“掌军监国”。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蒋经国主导的政治革新的再次启动。   
  最大对手民进党诞生(1)   
  蒋经国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一反在80年代前几年间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的做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的主题思想是全面推进改革,但他所设想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距离,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它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蒋经国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并且警告党外势力说:“政治应求容忍,法制则不假宽容”。人们不难看出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革新内容将会大打折扣。 
  台湾岛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台湾舆论界也开始把革新当成主要议题,大做文章。报刊称新一波的政治改革潮为“丙寅变法”。然而,舆论界有的用捧场的方式,有的用批评的态度,有的用建议的形式,大有不同,各有奥妙,这是由于各报的不同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党外势力则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早在1986年5月1日,远在美国的许信良,在纽约组织了“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岛内党外各路精英也开始了组党活动,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实的,有虚的,总之组党成了台湾最时髦的东西。 
  党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稳健出名的康宁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组党5年计划”;7月3日,谢长廷、尤清等秘密组成“组党计划规划小组”,开始联络党外各派人士共商组党大计;8月9日,党外实力最大的“康宁祥系”率先在台北举行公开的“组党促进说明会”,第一次将党外组党意向和行动公开化;8月15日,党外又举办“行宪与组党说明会”;8月25日,谢长廷在《时代》杂志公开举办的组党问题征答中,第一次提出“民主进步党”这一名字;8月30日,党外新潮流系举办了组党说明会;9月19日,党外的重量级人物康宁祥、尤清、费希平、谢长廷、江鹏坚、张俊雄、游锡等共商组党大计,当场确定由尤清、江鹏坚、谢长廷、邱义仁等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组党具体活动。 
  9月27日,130余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本来是讨论党名、党纲、党章等问题,可是到下午,刚参加党外运动不久、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话痛快的朱高正在发言时,提出干脆就在今天宣布新党成立,把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作为新党宣言的蓝本,把党外人士的《12条主张》作为新党的政纲即可。这一建议立即在会上获得通过。 
  会上还决定,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考虑派系平衡后增加到18人)组成组党工作小组。组党工作小组分为政策、组织、协调、文宣、行政、财政等6个小组开始工作。 
  民进党突然戏剧性地成立,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由“法务部长”施启扬于9月30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台湾不宜组织新党,违者将依法处置,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人们从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是,蒋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不断就开放政治、解除“戒严”发表的谈话,这显然是告诉人们,戒严将很快取消,党禁将很快开放,民进党不会被依法处置。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就民进党一事表示,“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11月10日,作为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的领导机构。该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实施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张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后来发展到主张“台湾独立”;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采取“弹性做法,重新加入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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