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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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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再次亮出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那洒脱而无所顾忌的思想。当着全体中共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讲话的题目动人心魄——《做革命的促进派》。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几个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一思想,顿时为求实、慎重的人们猛敲了一下警钟。
  这时的周恩来,仍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周恩来的着眼点,仍在反对急躁冒进。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毛泽东认定,必须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但能不能恢复,能不能把反冒进的风向扭转过来,也许毛泽东心中也没底。所以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在总方针上,是“促进”还是“促退”,毛泽东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会上,从毛泽东反复说的话中,周恩来听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带有的极大的情绪: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都能探索,何况地球上的事?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跃进”年代(2)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后,高指标又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会后,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的豪言“我们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后,也以同样豪迈的语言回应:“我们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情绪又一次被调动了起来,他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便进一步着手在全党遏制反冒进之风,掀起全民生产大跃进的高潮。
  1958年1月1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从题目上就让人感到有些特别:《乘风破浪》。它的内容,完全是毛泽东的想法:
  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
  苏联两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
  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挡。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南宁会议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仍在北京,可谓日理万机:1月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等问题的几个暂行规定(草案)》;1月12日,他接见了三批外宾:与印度驻华大使谈中英关系和尼赫鲁总理访华,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与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谈援柬项目……
  正忙碌着的周恩来,开始并没有估计到南宁会议在批判反冒进方面火药味那么浓。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跃进”年代(3)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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