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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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场筑碉堡固守，企图围歼我军在黔北。军委了解了敌人这个企图后，决定将计就计，使敌军北调。3月16日我们到仁怀后从茅台三渡赤水，向古蔺、永方向推进。蒋介石以为我们又要北渡长江了，因此也命令他的主力向北尾追，命令川军撤出遵义返转土城。而南面的乌江，他就没有设防。军委除令九军团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外，3月21日我军又突然南下，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日夜兼程，向南急进，顺利地通过周浑元在鲁班场一带设置的封锁线。我们于3月31日渡过了乌江。这时蒋介石发觉我军主力南下，离贵阳只有50余里，他与宋美龄、端纳都在贵阳，兵力空虚，于是急调滇军孙渡率3个旅驰援。蒋介石看到红军忽又东指，以为又要入湘，于是命令他的嫡系向石矸，镇远方向急进，命令滇军向贵定、瓮安方向前进。这些敌军调动，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毛主席早说过，如果能把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于是红军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的大马路上穿过，迅速隐蔽地折向西南，经紫云、贞丰、兴仁等县，以每日行军七八十里至百十里的速度，昼夜兼程，进入云南，于4月27日到达曲靖地区，把蒋介石尾追的部队远远地甩开了。由于红军行军神速，沿途一些地方民团还未得到上级通报，因此竟把红军当作中央军来欢迎，过曲靖时我们军委纵队也被当作中央军欢迎过，真使我们暗暗好笑。红军的先头部队27日前在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截获一辆由薛岳副官押运的汽车，车上装有西南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套色军用地图和许多云南白药，这种地图和白药对当时红军来说，真是无价之宝。5月2日到达团街后北向金沙江前进，5日赶到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在江边中屋山一个石岩洞中架起天线工作，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同志也在这个岩洞中进行指挥。记得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都遇到了困难，毛主席等人十分焦急，立即命令都转到皎平渡口过江，一直到9日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才松一口气。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为主动。四渡赤水的胜利的确是长征中的一个转折点。诚如后来萧华同志在长征组歌中歌颂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与在江西的三次反“围剿”和解放战争中在陕北的蘑菇战术一样，这些都是毛主席军事指挥中辉煌的一页。当然，当时军委二局的技术侦察工作使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及时了解敌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对我们说：你们是“好的二局”，“有了二局，长征就好比是打着灯笼走夜路”，这对我们是终身难忘的极大鼓舞。


第二部分第35节　钱江回忆长征（3）

　　　　长征渡过金沙江后，又经过会理、彝族地区，到安顺场，过大渡河，到泸定、天全。在中坝还遭到敌机轰炸，终于在6月17日过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了。我们与四方面军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同志相处得很好。后来在毛儿盖地区住的时间较长，8月21日才从这里出发，按中央决定分了左右路军，军委二局随右路军北上。过草地，十分艰苦。8月27日出草地，经班佑到巴西。这是一个藏民村子，前敌总指挥部住在这里，二局住在村南的一所房子里。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三军团驻在另一村，相距几里路。我们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传说，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大家对此十分反感，私下议论，主张跟毛主席北上，不愿意南下再过草地。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我们工作的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来到二局，通知曾希圣局长，说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随同中央立即北上，应秘密作好出发准备；同时要他和曹祥仁（当时是一科科长，解放后曾任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和浙江省委书记，已故）、邹毕兆（当时是副科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国防工办主任。）三个同志立即到三军团驻地去，并且告诉留下的同志迅速准备，待命行动。他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守秘密。我们得到通知后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议论着，盼望着时间过得快些。当时日常行军准备是很熟练的，我们立即悄悄地把器材、文件和生活用品收拾好。10日凌晨，遵照预定计划大家迅速行动，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驻地，就地停止待命。这时才见到叶参谋长一个人牵了马从我们的来路走过来，见了我们就开玩笑说：“我开小差来！”（后来听说那晚上他的马未卸鞍，走的时候连警卫员也未告诉，是只身牵着马出来的。）我们也笑着向叶参谋长说：“我们是开大差来！”不久天大亮了，二局的队伍带到集合的地方，见到曾局长、曹祥仁、邹毕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不久彭老总来了，毛主席也来了。他们看到二局的同志很高兴，都笑着问好。毛主席当时对集合在那里的全体直属机关同志讲了话。他说：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张国焘不想北上，决意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而且还企图阻挠我们北上。我们不得不带着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了。四方面军的同志跟张国焘走，不北上，我们不勉强他们。我们一、三军团先走，开辟一条北上的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南下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走下去是会碰壁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四方面军的同志会跟着我们开辟的这条道路来的。当时空气是很紧张的，但是毛主席镇定自若。说完后我们立即上路。11日到了俄界，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开会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我才听说9月9日张国焘曾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中央，是叶剑英把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才下决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原来我们二局的同志当时是处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是毛主席又一次使我们转危为安啊！　　　　
　　　　我们北上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发现在二局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丢了。他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一出发就是用担架抬着的，9月11日沿达拉沟行进时，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一个一个迅速跑步通过，估计就在那里出了事。当晚发现后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我们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骨干。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们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普通战士的。　　　　
　　　　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全军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下令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虽然这匹马背上已烂了个大洞，在关键时还可能助一臂之力。领导上当时把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一直好不了，在毛儿盖又误食了野菜毒菌，身体非常虚弱，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值班。9月14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前进到了麻牙，9月16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离腊子口约十余公里）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不平，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让它驮着跟我走。当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往后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么高，到处又长满荆棘。我混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想，别的不说，就在山上冻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轻轻的只有20岁，难道就死在这大山里吗？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的老黄马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踹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我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的队伍了。这时我想大声叫问红星二大队在哪里？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在饲养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白龙江山区的这一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7日白天住在山下一个小村里休整，身体慢慢恢复过来，18日就过腊子口，进入汉人区，到甘肃境内的哈达铺了。出了山区，见到地里金黄色的庄稼，精神倍增，老黄马也上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部队继续北行到了通渭，在西兰公路上打了敌人的汽车，缴获了一批物资，曾经分给我一块黑色礼服呢面料，我一直背到陕北在被服厂做了一件大衣。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既有一匹马，又有一副担架，所以可以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实际情况开始要我去。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肯去。因为我心里嘀咕，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担架呢！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到一旁让路。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么病呀？”我一见毛主席突然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