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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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份上反映各方面的力量。他还讲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方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会顺利地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大会圆满结束。毛主席在闭幕会中讲道：“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事实证明，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达到了新的团结。所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整风运动和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丰硕的，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摘自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


第三部分第58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1）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从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在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三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加进来。这个委员会是弼时同志牵的头，从1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月下旬，一共研讨了9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制政权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康生、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是这个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弼时、博古、凯丰、王若飞和我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月1日的《新中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纲领把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所以，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等大城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多个，党员发展到40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根据地①；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华北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制，对群众的利益保护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摩擦斗争中怎样根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得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正在纠正中。　　　　
　　　　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　　　　
　　　　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左”。　　　　
　　　　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并将北方局6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入中央学习组。


第三部分第59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2）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