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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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历史草案》可作基础，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以及他在4月12日和5月20日的报告——《学习与时局》，可以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三是“七大”召开在即，许多代表和高级干部聚集延安，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就历史决议提出修改意见。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召集，成员有少奇、康生、恩来、洛甫、彭真、高岗。5月19日又增加博古为成员。弼时同志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他本人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这次会议记录。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进行了11个月（原准备开两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　　　　
　　　　为了使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写出了第一个稿子，这就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这个稿子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基础），分六个问题：（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虽然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草的。一方面要把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的精华吸收进来，还需要作提炼和概括；另方面又要反映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这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弼时同志对稿子作了多次修改，能见到的就有三个改稿。第一稿近一万两千字，到第三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1943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阻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二是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弼时同志指出：“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但未因立三路线遭受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弼时同志还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的。”虽然这里的概括还是初步的，但这个思想是很好的。三是指出了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弼时同志在决议草案中说：“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在弼时同志改过几稿后，又由胡乔木以弼时同志的稿子为基础，重新起草一个稿子。这个稿子近七千字，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核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怎样空前地丰富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第二个问题是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怎样占据党的统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内容，基本思想是根据《历史草案》和弼时同志的稿子叙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四年之久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也是根据《历史草案》写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的论述来发挥的，指出个人品质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第四个问题是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七大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而党现在是完全统一团结于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央的领导之下了。


第三部分第69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2）

　　　　这个稿子是由弼时同志的秘书兼中央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同志抄正并复写的。弼时同志在抄正稿上对胡乔木写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每次修改后都由树德同志抄正，先后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在第二次修改稿上加写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对文字表述的修改这一次更多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修改，则是对第三个问题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作了较大改动，加写了近五百字一长段话。弼时同志写道：“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表的障碍”。在第三次修改稿上，弼时同志除继续进行一些文字修改外，主要在文后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这七条意见是：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特殊关系；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第三，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第四，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认识；第五，不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第六，政治斗争策略上的错误；第七，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七条意见是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它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虽然弼时同志对胡乔木写的稿子作了多次修改，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七中全会的同志们仍感到不满意。中央指定闻天同志参加修改。因为弼时同志工作很忙，具体负责处理中央的许多日常工作，无暇继续用大量精力来专门修改稿子。闻天同志是“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经历并参与过党内的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发展历史，理论分析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