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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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还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偏向，总是原谅自己而失去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改正。一时全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先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听了都大吃一惊，实在料想不到高、饶问题最终会发展到这一步！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杨专案组，下分3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只查明了饶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才收买敌军连长成功，而向中央谎报为“派警卫员下山收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3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这个案子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审理。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了潘汉年可以不杀以后，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帆也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饶漱石因为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在1965年予以假释，安排到一个农场养起来，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文革”中，饶、潘、杨三人再次被捕入狱。饶漱石在1975年病故。　　　　
　　　　对其他人员的处理，如果撇开饶、潘、杨一案不说，单以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处理而言，牵连的人很少：在东北地区，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的5人被撤了职，降了级，下放到一般单位工作；华东地区，受到撤职处分的高级干部，主要就是一个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　　　　
　　　　对于其他一些与高、饶有或深或浅牵连的高级干部，党中央仍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没有再点名批判。后来的发展情况表明，这样不搞扩大化的处理，比较成功，既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也有利于党的团结。　　　　
　　　　至于高、饶的身边工作人员，更没有受到株连，都由中央组织部安排了工作。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中表现都很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大多受我的牵连而遭到迫害，但仍然坚持了革命原则，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好党员、好干部。


第五部分第133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8）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十年苦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甄别平反了一大批建国以来曾经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还剩下高、饶反党联盟和同它有牵连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能否站得住？要不要复查？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这一案提出得早一些。1978年底陈云同志刚一兼任重建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就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问题。其实，据我所知，早在1955年4月，潘被作为“内奸”遭到逮捕时，周恩来同志曾交代罗青长（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转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个小组，细查解放前潘汉年与党中央文电往还的有关档案，整理出一份实事求是的审查报告上报。这个小组以罗青长为组长，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为组员。他们经过查档核实：解放前，潘汉年打入日伪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情节，中央都知道，而且中央也有过指示，并非潘自行其是。中央对潘那时的工作是肯定的。于是，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呈送正式报告，列出潘的7个疑点，建议中央作进一步审查（其实，这不过是“陪衬”，因为既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后来这些疑点被逐一澄清）。接着，报告针对“内奸”之说，列出五大反证：（一）中央一再发出过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当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向中央提供了战略决策情报：①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②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③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四）组织机密一直没有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日本投降后，中央一度决定要搞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但数日后，毛主席考虑到从当时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即使成功，仍将被迫撤出，急电上海停止武装起义。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这事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而国民党毫无所知。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上海地下党必被一网打尽。潘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很多机密，都没有出事。（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的问题。可惜，在当时情况下，这五大反证没有被采取。直到20多年以后，在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的时候，它才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成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而潘汉年和杨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帮”垮台喜讯后，立即提出申诉，要求还历史以公正。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党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3年，党中央对杨帆同志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令人痛心的是，潘汉年同志没能等到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他于1977年4月含冤去世）。杨帆同志总算等到了。　　　　
　　　　潘汉年、杨帆既然相继平反，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关于饶漱石，在这一案上，中央没有专门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一小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可以说是从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了反。　　　　
　　　　那么，高、饶反党联盟是否也搞错了呢？由于下列情况，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1）原被列入“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两个人，不仅杨帆解脱了，向明也平反、恢复名誉了。（2）原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号称“五虎上将”的5个人以后表现一直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级重要岗位，一直工作到离休。这样一来，所谓“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盟，最终又回复为原先的“高、饶反党联盟”了。　　　　
　　　　“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正式地被重新提出来研究和讨论，是在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小组谈到高、饶事件，明确指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也找陈云同志谈判……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1981年6月22日，小平同志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评价已经基本定稿的《决议（草案）》时，再次提到高、饶反党联盟。他说：“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　　　　
　　　　我理解小平同志所说的“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主要指的就是高岗当年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至于饶漱石，虽然小平同志在两次谈话中，没有具体地提起他的事，但是，从1953年至1955年前后，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的秘书长，对于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同高岗呼应配合的反党言行，饶大闹中组部并借着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机会，煽动一些人跟他一道批安攻刘的种种表现，他同样“知道得很清楚”。我那时是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经历和了解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对小平同志在上述两次谈话中提到的情况，我是有资格作证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既然高、饶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大的出入，它的基本结论当然应该维持不变。　　　　
　　　　对高、饶事件，还需要说到，这事后面确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他们企图置中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