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狮-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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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依旧笑着说：“仲甫先生，您回顾一下，当初您是怎么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新青年》的？”
　　陈独秀傲然不语，斜视了李大钊一眼，又转过脸去，望着窗外，一副不屑一答的神态。
　　李大钊沉稳而缓缓地说着：“据守常所知，当年，仲甫先生您步我中华英杰邹容、陈天华之后，以‘独枝一秀’在皖河河畔奋起，创办‘藏书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鼓吹反清，弘扬爱国，力主抵御外侮，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创办《爱国新报》、《国民日报》以革命激进思想和文才名扬大江南北。从那时起，仲甫先生您不仅仅是触及，而且就是时政的勇敢的参与者，即使被捕入狱，也是英雄气概不减，几度被迫出国，亡命东洋，也是革命恒心依旧。那一年，为拙作《国情》和《厌世心与自觉心》两篇文章，在章行严章士钊先生家里，得幸与仲甫先生您第一次会面并相识，仲甫先生您当时的把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当作两面战斗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来，把神州中华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深渊中引出来，把神州中华从危难中解救出来的一席话，是那么豪情洋溢，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使守常获得很大教益，给了守常以极大的激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守常都以仲甫先生您的这些话为座右铭。您以您的宣言和行动在表明，您在时时刻刻寻求把神州中华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深渊中，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的可行之路。这又一次证明，您不仅时时在触及时政，您还是积极参与时政、敢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勇猛的斗士。后来，仲甫先生您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当时正值袁世凯为复辟称帝，实现他的皇帝梦，一方面跪拜在东洋日本国的脚下，称儿臣，签订了耻辱的‘二十一条’，让日本人支持他当皇帝，另一方面，大力地宣扬尊孔复古，重兴纲常之旧的封建专制文化，以陈腐古道之复兴，来为他复辟帝制呜锣开道。而先生您创办的《青年杂志》，旗帜鲜明地呐喊出‘打倒孔家店’，勇敢地吹响了向旧的封建专制主义营垒猛烈进击的战斗号角，一直到后来，《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把民主与科学两面战斗旗帜越举越高，这都已经触及并完全参与了时政。所以，守常才敢冒昧地说先生自己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自己开始时所制定的宗旨。”
　　因为李大钊说的都是实情，陈独秀也不得不从心里服这个理，尽管他嘴上很硬，仍是那么不屑一理地傲然望着窗外，但面部的神态和气色还是平和了许多。
　　稍微停顿了一下，李大钊又接着说道：“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某一种社会内容，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某一种社会政治色彩。书报，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当然也绝对不可避免地带有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即社会政治色彩。不论是旧古时期，还是现今阶段，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就导致了文化以至传播文化的工具——书报，都与时政分隔不开。这一点，先生您想必比守常明了得多。而且，您自己的实际正就证实了这一点”
　　陈独秀两眼依旧望着窗外，头转都不转一下地冷冷地问李大钊道：
　　“就算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那我们宣扬的民主与科学，拥护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和苏俄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大钊也缓缓走到窗户跟前，和陈独秀并排站在窗口，也朝外望着，沉稳地说：
　　“仲甫先生您是最先高举起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战斗旗帜，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作为这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帅，您当然是非常之清楚的，在反对旧的、树立新的的运动中，树立起新的是反对旧的的最终目标，而新的呢，也必须是在把旧的一切彻底打破以后，才能真正地树立起来。关于这一方面，守常也不敢过于在先生您面前班门弄斧。守常只是以此引发而说一点，守常所讲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也就是想以苏俄劳工的胜利，来说明并阐述一下‘只有把旧的腐朽的彻底打破以后，新的富有生气的才能真正树立起来’这个道理。让人们通过苏俄劳工革命的胜利、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胜利，能有所收益，有所启示，也能使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富有更充实的内容。
　　李大钊的这一席话，似乎确实引发了陈独秀的思索。他站在那儿，望着窗外，默默的，一言不语；浓黑的刀眉微蹙着；博士型金丝边眼镜后的那双不大而极有神采的眼睛，此时专注地凝视着窗外的一个地方，显然是沉浸在了一种深沉的思索之中。
　　李大钊再也没有说什么，也在默默地望着窗外，静候着，他也想让陈独秀学长能认真地好好思索一下。
　　屋子里的时钟在“嘀哒、嘀哒”地走着。
　　过了好长一阵子，陈独秀轻轻地而又很清晰地对李大钊说了一句：
　　“下午我把槁子再看一看吧！”
　　晚饭后，陈独秀来到图书馆红楼，他是来告诉李大钊，他下午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这两篇稿子，决定这两篇稿子，还有蔡元培校长的那篇《劳工神圣》的演讲稿，三篇都同时全文刊登。
　　陈独秀一走进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见里面围满了学生，有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赵瑞芝、宋维新、张国焘、漆小玉、陶美玲、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外校来的学生；他们都围拢在李大钊周围，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陈独秀一听，他们是来找李大钊主任，完后还准备去找他陈学长，是要谈二下他们这几天走出学校，深入到社会各界中去宣讲“劳工神圣”的情况。
　　他们谈得正热火朝天，谁也没有注意到陈独秀学长走进来了。
　　陈独秀也没有言声，默然轻声地坐到了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听同学们在和李大钊谈着。
　　许德珩介绍说：“这几天，我们先后在东城区、西城区、南城区、北城区四个城区进行了宣讲。每次到一个地方，开始时，都总是人特别少。就像那一次我们为了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去新华门大总统府请愿一样，国人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想干什么。过来过去的行人们，只是好奇地望了望我们，后都若无其事地走了，很是冷漠。到后来，人们开始知道一些我们是干什么的了，人也渐渐地多了起来，也都开始慢慢地把我们围拢了起来，听我们宣讲，听得都还很认真。”
　　张国焘大着嗓门儿介绍说：“这些平民国人们，愚昧的时候很糊涂，不开窍，木不楞登的，让人气恨，恨铁不成钢，但一旦开了一点窍，又让人感到很可爱，听我们讲演特别认真，有时候三遍五遍地听我们讲演，有时候还提上一两个问题。当我们讲到仇恨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也都两眼冒火；而当我们讲到悲愤的时候，他们有的人也都双月含泪。”
　　邓仲澥接上了一句：“还有，我们给他们教那首《劳工歌》，他们可喜欢学，可喜欢唱，教上两三遍，就都会唱了，唱得可是带劲儿。”
　　李大钊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歌？什么歌？”
　　邓仲澥回答说：“《劳工歌》。”
　　“《劳工歌》？《劳工歌》？”李大钊两眼灼灼闪亮，沉吟了一会儿，问邓仲澥道：“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歌是哪个国家的？”
　　张国焘扯开大嗓门笑着抢着回答说：“哪是哪个国家的，就是我们中国的！”
　　“我们中国的？”李大钊主任显得兴趣更浓了。
　　张国焘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是的，中国的！李主任，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国货。”
　　傅斯年笑着说：“行了，国焘！再别在李主任跟前卖关子了！”说完，转过脸，对李大钊说：“李主任，这歌是……”
　　傅斯年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就又被张国焘的大嗓门儿一下抢在前面打断了：
　　“李主任，这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噢？”李大钊更为惊奇而又欢欣了，“你们自己创作的？”
　　张国焘洋洋自得地说：“是的，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是瑞芝同学写的词，仲澥同学谱的曲子，由美玲同学演唱和教唱。”
　　“噢？是什么样的词？怎么唱的？唱唱，让我也欣赏欣赏，怎么样？”李大钊笑着问道。
　　同学们一下也都来劲了，高兴地喊道：
　　“对，唱唱！让李主任听听！”
　　“美玲同学，给李主任唱唱！”
　　“唱唱，给李主任唱唱！”
　　“美玲同学，唱唱！”
　　陶美玲猛一下脸上涨起了一层红晕，有些羞赧，转过脸望了望赵瑞芝。
　　赵瑞芝抿着嘴笑着，给陶美玲鼓劲地点了点头。
　　陶美玲那双大眼睛眨巴眨巴了几下，深深吞咽了一口气，自我镇静了一下，然后，鼓足勇气，放声唱了起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世界是我们双手造，
　　社会是我们双手建，
　　哪里没有我们奔忙的身影？！
　　哪里没洒着我们劳工的血汗？！
　　没有我们劳工去种田，
　　世人哪有美味餐？！
　　没有我们劳工去织布，
　　世人哪有好衣衫？！
　　没有我们劳工去盖房，
　　世人何处避风寒？！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当陶美玲重复最后一段时，屋子里的同学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跟着陶美玲一起唱了起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歌词朴实无华，言简意丰，曲声深沉、雄伟、壮烈、亢越，很有一股子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