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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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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翔实记述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伟大业绩的同时，还巧妙生动地揭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日本早期特务机关“井上公馆”的内部探秘；蒋介石密见德国军事顾问团；苏联谍报将军别尔津、乌里茨基、瓦林将军的音容笑貌；汪精卫对部下吐露自己的担扰；中统特务与日寇的勾结；“七七事变”前夕，二十九军与华北日军在“鸿门宴”上的较量，等等，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不同程度的答案。因此，本书不仅对一般读者，而且对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及世界史的研究人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参考了极其珍贵的日本关东军档案，如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的《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日本关东局潮海事务官的（（对谋略放火的研究》等。通过敌人的档案，可以详细了解国际情报战士在狱中的表现，他们的思想动态，以及敌人的种种卑劣伎俩，使本书内容更加生动、丰富。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数量浩大，不能全部列举。只是在附录部分列举了最主要的一部分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党史委、国防大学、伪满皇宫博物馆等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陈冰岩、张以谦等老同志和张黎、赵连泰、梁玉多等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纪实文学《红色国际特工》一书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也许它还很毛糙，也许它还很不成熟。但它的确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我们别无所求，只求那些国际情报战士的英灵能得到慰藉，那些国际情报战士的后人不再为先辈们被埋没的业绩而遗憾，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满足。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无名英雄永垂不朽！
张晓宏 许文龙
2005年2月15日
中国·哈尔滨
第一章 红色谍王在中国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29年1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在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一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子中年人在看文件。此人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OMC）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皮亚特尼茨基是位犹太人，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偷越国境。十月革命后到了俄国，从事党务工作，成绩斐然。
一个三十四五岁的中国人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轻轻放到他的桌上。
此人是廖雯初，俄文名字瓦西里，历任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世界反帝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兼《救国时报》编辑员、情报员。
皮亚特尼茨基看完文件，微笑着说：“瓦西里，知道么，我们会派谁到中国？”
廖雯初摇摇头，他明白出于保密纪律，不该他知道的事他不该打听。
皮亚特尼茨基的兴致特别好，他从办公桌后走出来，拍拍廖雯初的肩。“瓦西里，你该记住这个人，他不仅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会是位出色的红色间谍。他就是——”
“他就是理查德·佐尔格。”随着话音，一个身材粗壮，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推门走了进来。此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苏联优秀的情报专家。
皮亚特尼茨基迎上前去：“亲爱的特里利瑟尔同志，你好！你不会怪罪我将这个机密泄露给瓦西里吧？”
特里利瑟尔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廖雯初，笑道：“为什么要怪罪你，瓦西里也是我们的同志，今后佐尔格的工作还会由他来协调。”
皮亚特尼茨基高兴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瓦西里本来就是中国同志，熟悉本国事务，佐尔格在中国的工作自然要用他来协调。”
特里利瑟尔注视着廖雯初说：“瓦西里，说说你的看法。”
廖雯初略作沉思，回答说：“佐尔格同志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组织的帮助。既然他已经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局联络。”
特里利瑟尔点点头，转身对皮亚特尼茨基说：“给中共中央局发报，希望他们能协助佐尔格同志的工作……”
第2节 佐尔格进驻大上海
我反复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因为我需要了解这个非凡的国家的精神和传统。
——理查德·佐尔格
1930年1月10日，一艘豪华的日本客轮停泊在中国上海的外滩码头。
在上海，最繁荣的地方当然是外滩。
林林总总的外国银行和各级办事处的花岗石大厦耸立在浑浊的黄浦江边。游艇和帆船在江面上穿梭往来。满载货物的远洋轮徐徐地从黄浦江驶向海洋。停靠在泊位上的外国巡洋舰上飘着各种旗子，色彩缤纷。银行经理、洋行大班的轿车在滨江大道上驶过，厚厚的轿车玻璃在阳光的折射下熠熠闪光。这里是公共租界，那边是法租界……这便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呜棗！汽笛长鸣，豪华的日本客轮抛下船锚，缓缓停在泊位上。十几分钟后，客轮放下舷梯，大批欧洲旅客涌出船舱。
一位举止文雅、神态庄重、身材高大的欧洲人随人流走下舷梯。他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高而宽的前额，浓密而蓬松的深栗色头发和尖瘦的下巴更显果敢刚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微微上翘的宽眉，颇似中国传统版画里描绘的古代武士。
在海关检查口，他出示了护照，上面写着：亚历山大·约翰逊，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
其实，他的真名叫理查德·佐尔格，德国的社会学博士，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远东情报员。当然，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佐尔格以共产国际情报局远东地区情报员的身份活动。
上海——这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白俄的流亡贵族、德国的军火商、美国的投机者、英国的交易所经纪人，还有法国商业冒险家和金融顾问……十里洋场，龙蛇混杂。几乎所有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间谍头子都在这里公开收集情报。上海又是一座工业高度集中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上百万的无产者，有数不清的帮派、社团和工会组织，同时又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中央局至今仍在此地。所以这里的中外各种势力都异常活跃。租界内的工部局招聘了很多前沙俄白卫军的刽子手充当间谍、特务和杀人凶手，反共反苏的暗杀活动、大屠杀和挑衅事件层出不穷。
因此，身负重任的佐尔格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1930年1月17日，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会见了总领事吕特·弗赖赫尔，并取得了总领事的好感。从此，佐尔格以《法兰克福报》记者和《德意志粮食报》通讯员的身份活跃在上海的社交圈子中。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佐尔格的简历。
理查德·佐尔格于1895年10月4日出生于苏联巴库，1902年随父母迁居德国柏林求学。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威廉·理查德是位熟练的石油钻探专家。母亲尼娜·森约夫娜·柯贝勒夫是位俄国妇女。叔祖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是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
1914年，18岁的佐尔格应征入伍，在柏林德国皇家陆军第91团服役，不久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佐尔格离开军队，先后进入三所大学，攻读哲学、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法学，最后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在学校期间，他先是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工人运动。
1925年1月，佐尔格以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从此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
1929年，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召见佐尔格，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并要求他加入苏军反谍报系统。佐尔格欣然应允，当即接受了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略侦察的任务。因此才有了这次中国之行。
在租界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佐尔格在市中心南京路上的一家豪华旅馆住下。他所住的四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黄浦江畔宽阔的外滩马路。旅馆的主人沙逊过去靠走私鸦片和军火发了横财，后来鉴于局势动乱不安，便将所赚的钱财转向投资，开了这家颇具规模的旅馆。
佐尔格初到上海的日子，是在焦急和等待中度过的。因为临行前在莫斯科，别尔津将军告诉他，不久会有一位苏军情报部门的特使和一位无线电发报员来上海配合他工作。
两个星期过去了，特使和发报员仍杳无踪影。不甘寂寞的佐尔格再一次来到德国总领馆，拜访对他印象颇佳的总领事弗赖赫尔。
在谈话中，总领事提出的一条建议，令佐尔格颇感兴趣。总领事说，他可以到中国的首都南京看一看，认识一下在蒋介石军队供职的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能随意走访中国各地，到处都可以通行无阻。如果跟这些中国军队的德国顾问建立起良好关系，可以使他在中国的工作一帆风顺。
总领事的建议正中佐尔格下怀。本来，这次到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是如何和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勾结的。
初春，佐尔格乘火车到了南京。
佐尔格到了南京后没有在旅馆耽搁，直接来到了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这个总部设在市中心的一栋二层西洋式小楼内，楼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佐尔格一踏进庭院，就听到凉台上传来的德语交谈声。佐尔格感到心情为之一振，不等中国仆役通报，就径直来到了凉台。这里坐着几位军官，他们虽然只着衬衣，但一看搭在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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