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穿越时代-第3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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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不过是个披着一身游方道士外皮的人贩子罢了，只是居然还真的愿意治病救人，似乎多少还有点慈悲良心……在这等道德沦丧的乱世里，已经是实属难得了。

　　　　——作为一名似乎是生来就要改变世界的穿越者，张应宸在沂州和海州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低调，是因为元老院分派给他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在山东搞邪教煽动什么民变和“教乱”，甚至连收集人口都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带任务。他此次北上的真正目标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收集情报。

　　　　首先，张应宸深入北地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一下当地白莲教、罗教、闻香教等组织的活动状况和煽动能力，现在看来，这些大明朝的传统**组织确实有一些活动，但是地方官府尽管无心也无力赈灾，却对此十分的注意――毕竟距离天启年间那次席卷山东的白莲教之乱还不到十年，教门组织的元气尚未恢复，地方上的警惕性也还在，要利用宗教手段把民众煽动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总的来说，在后金军破关深入山东，或者山西农民军横跨中原打过来之前，山东估计还不会大乱。

　　　　其次，自然就是考察一下山东半岛尖端的登州镇，这个带着明显穿越者痕迹的地方集团，究竟在山东拥有多少实力，集团内部究竟有多少穿越者，对大明的忠诚心又有多少，对待己方势力的态度又是怎样，好让元老院在制订下一步应对策略的时候，拥有更多的事实依据——这才是张应宸本次北上的真正工作核心，他之前是更北方的临沂一带展开情报收集工作，但随着鲁南局势的日益崩坏，若是张应宸继续待在沂州的话，或许就有遭遇流民围城、玉石俱焚的危险，这才南下撤退到相对安全一些的海州城来。

　　　　然后，待在海州情报站悠闲无事的张应宸，就被海州城门外日渐繁荣的人**易给吸引了注意力，连日来不断收购少年少女，准备到时通过联络船运回海南岛，对于长期极为渴求劳动力的穿越众来说，多少也是一个补充，同时也有利于元老院治下的人口多样化……可惜手头的经费实在有限，比如今天他在城门附近遇到了几个插标自卖的少年，长得眉目俊俏，一看就让张应宸颇为心动，但他此时已经搜罗了十余人，每天的吃喝用度都要花费不少，而海州的粮价又还在节节攀升，实在是不敢再收容更多的男孩子了。

　　　　“……唉，鹿庄主什么时候才能把钱送来啊，不然上好的人口资源都给这伙人牙拉走了。”张应宸情绪低落地叹了口气，在心中如此暗自盘算着，骑着毛驴回到了城关厢的一座道观里。

　　　　这地方说是道观，实则没有什么正经的道士，只有一个火居道人（不禁嫁娶生育之意）住着，勉强维持生计。张应宸只花了几个小钱，就租下了道观的房子，作为自己在海州城里的临时活动基地。至于元老院编制下真正的海州情报站，则设置在海州城外——《西游记》之中那座孵出了孙悟空孙猴子的花果山上！

　　　　明末之时，海州（后世的连云港）的花果山（原来的正式名称是云台山或苍梧山）还没有像现代那样因为泥沙淤积，海岸线拓展，逐渐变得与西边的陆地相连，而是依然跟《西游记》描写的那样，是兀立于海中的一座岛屿，与海州隔着一片汪洋。岛上地形崎岖，山地多，平地少，即使是仅有的一点儿平地，也大多以盐碱地和沙地为主，不能耕作。所以除了零星几户渔民和一两处极度破败的道观，几乎没有什么人烟。虽然因为《西游记》的广泛传播，这座曾经默默无闻的花果山，此时已经在社会上多少有了些知名度，但明朝的旅游业毕竟无法跟现代相比，明末乱世更不适合游山玩水，所以崇祯年间的花果山依然一片荒凉。

　　　　不过对于以舰队为机动力量的海南岛临高元老院来说，此岛却是绝好的前进基地，首先是相对偏僻，不引人注意。其次，在战时只要配合少量的海军舰艇，用少量部队为基干，就能确保整个岛屿的安全。岛上高耸的山崖可以设置警戒哨所，虽然岛屿本身物产不丰，但对于海军来说最关键的淡水却相当充足——花果山上到处都是潺潺流淌的溪流和泉眼，《西游记》描写里的“水帘洞”可不是编造出来的。

　　　　于是，奉命北上设立情报站的鹿文渊，就在花果山这座海岛上置办了一座庄园，名曰“猴王庄”，作为元老院挺进北方的触角——前期以收集苏鲁地区的情报，小规模销售商品和打通人脉为主。待到时机成熟，就可以摇身一变，作为元老院发动北方大陆攻略的中继站，类似于鸦片战争时期的香港岛和舟山。

　　　　不过，这花果山上的庄园虽然安全隐蔽、易守难攻，但毕竟距离海州城还有一定距离，难以更加切实地了解第一手动态情报。所以张应宸从沂州后撤下来之后，在花果山的猴王庄待了几天，感觉实在闲不住，又来到海州城找了个临时住处……为了勤俭节约，他落脚的道观看上去破落不堪，第一进的破屋子里以前就是住着乞丐，现在则是挤满了张应宸最近采购的少年少女，个个都饿得脱了形。张应宸从夹道里进去，到了后面，看到那个火居道人和他老婆正在劈柴，便对房东草草打了个招呼，就往自己住的小院子而去。

　　　　院门口，一个道童闻声立即过来迎接，但让张应宸意外的是，他还在屋里看到了鹿文渊庄主的身影。

　　　　“……稀客，稀客啊！鹿庄主，你不在花果山当你的猴王，玩你的那些山东大妞儿，怎么却有闲心思跑到贫道的这个破道观里来？”张应宸一边赶紧招呼道童斟茶待客，一边还不忘在嘴上损他两句。

　　　　“……什么事？自然是破财的祸事了！为了眼下越来越多的流民，府台大人召集地方缙绅开会，先是照例哭穷，然后就是命令大家‘踊跃捐献’，连我这个海岛上的外乡人，都被硬是摊派了五十两银子！”

　　　　鹿庄主接过茶碗，没好气地说道，“……刚才我也到施粥的地方去转了转，瞧那粥锅里真是稀得能照出人影，还掺了不晓得多少泥沙草叶，放进去的米麦也都是一股霉味……啧啧，我捐献给衙门的五十两银子，若是能有五两银子被用在赈济灾民上，就该谢天谢地了！这还没算他们从朝廷那边弄到的赈灾银两呢！”

　　　　——自古至今，自然灾害之后的赈济最后总会变成基层当权者的盛宴，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皇帝也无可奈何――明知道救济钱粮拨下去就会被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十不存一，可还是要继续下拨，否则自然灾害就会激起民变――很多时候就是拨了再多的钱粮也一样会激起民变。所谓盛世和末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盛世的时候，救灾物资即使经过层层克扣，灾民最后多少还是能分到一些。而到末世就成了官僚集团彻底吞掉一切的拨款和物资，压榨得老百姓活不下去，最后激起民变让皇帝上吊来顶缸。

　　　　“……这就是行政能力的衰退啊！”张应宸评价道，“……当一个封建王朝处于盛世的时候，机构一般还能保持正常运转，官吏的**程度还没有影响到行政执行能力。但到了王朝后期，随着**越来越严重，行政体系的执行能力也跟着下降了。到了最末期的时候，整个国家就会进入无政府状态，别说灾民了，就连军队也得靠打家劫舍过日子，哪怕敌兵围城、刀锋都架到脖子上了，文官们还是不忘贪污和克扣……”

　　　　——凡是读过李自成的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明末“福禄宴”的残忍故事：当时李自成纠集农民军围攻洛阳，企图夺取洛阳城内福王府囤积的无数金银粮米。而洛阳的城墙和堡垒虽然十分坚固，守军却在战前就已经欠了半年的军饷，对身后的洛阳官府和福王朱常洵自然是怨声载道，纷纷怒言：“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军心一时间极为不稳。

　　　　面对这样的情况，正如大明朝臣一遇到缺钱就想让皇帝拨发内帑一样，洛阳文武也是自己一毛不拔，一心指望着福王能够忠君爱国、慷慨解囊——先是洛阳知府和总兵去福王府上门劝捐，未果之后，又请当时隐居洛阳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福王府，劝朱常洵开府库赈济饥民、犒赏军士。可惜据说当时福王嗜财如命，根本不听。最终导致守军因怨生恨，只战斗了一天就倒戈哗变，向李自成献城投降，洛阳遂陷。

　　　　李自成攻破洛阳之后，逮着了逃跑失败的福王，便命令手下人把这个三百斤重的肥王爷给绑起来，剥光洗净，又从福王府的花园弄来几头梅花鹿宰杀，与福王一起丢进一只大鼎里共煮成肉糜，名为“福禄宴”，供将士们共享——从此，福王朱常洵就成了文人们口诛笔伐的笑柄，好像洛阳陷落都是他的罪过一样。

　　　　可当时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洛阳之战爆发前夕，福王虽然一开始确实是推脱着不肯出钱，但在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的再三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捐献了三万两银子。再加上洛阳城内其它士绅的捐献，最后总算是凑到了五万两白银，一千石粮米。在这批钱粮送来之时，洛阳的守城官兵当即就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可问题是，即使是在这等兵危战凶之时，洛阳文武依然没忘了漂没钱粮，甚至克扣得比平时还要凶狠——五万两银子刚刚到手，洛阳分巡道王胤昌便留下了一万两，王绍禹总兵也克扣了一万两，洛阳知府冯大人吞了八千两，洛阳推官卫大人拿了三千两……一番七折八扣下来，发到守城的四千多官兵手里时，账目上的五万两银子已经只剩八千两，几个小军官又合谋吞了五千两，最后每个官兵只分到了区区几钱银子！

　　　　偏偏之前官府募集到五万两银子的事情，全体官兵早已知晓，都眼巴巴地等着这笔空前大犒赏呢。此时一看，即使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