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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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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题”,是用三四句话进一步阐明题意。此段言孔子讲的关于行藏的道理,人们很难理解、效法,只有颜回对它稍有把握,所以孔子才与他谈论这个问题。


附:八股文释(2)


  “起讲”,从文章说是第三段,可是从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这个角度看,它是文章的正式开始。从这段起,文章都要模仿圣贤语气说话了。所谓“圣贤”就是《四书》的孔子、孟子及其弟子。本文是以孔子语气说话的。
  起讲是散句,可以不对仗,全段不能超过十句。本文的起讲可见孔子谆谆善诱的情态。他说:人的一生中,可以任人自取的机遇不过一两次而已,追逐无穷际遇而得手者并不多。我自信在如何对待人生际遇的道理上还有些体会,只是个人心得无人与我分享,只能寄之于歌吟排遣,幸而现在遇到你(指颜回),可以一谈了。起讲表面上只分析“惟我与尔”,没有讲“用舍行藏”,但它包含在“独得”、“独处”这些话语中。
  “提比”,起讲只是个过渡,提比则正式开始入题。
  提比着重剖析“惟我与尔”,点明人需要益友与知己。孔子说,颜回,许多人终生努力追求的道理,终不能明,等待着他人的启发;专心静观内省也许心得很少,不知道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体会很深了。是因为人生在世就需要朋友切磋,还是由于神明的交感,学问之道不容私密呢!这组对句描写了获得知音和得到沟通的喜悦。
  “出题”,提比中把“用舍行藏”隐蔽在剖析“惟我与尔”之后,在“出题”中把它引出来,并为“中比”作准备。在孔子看来“行藏”不单纯是做官与不做官问题,孔子有一种天赋的使命感。因此谈它必然与“天时”、“人事”和自身的经历遭遇联系起来。有唤起下文的作用。
  “二小股”,提比之后本为虚比,这样“提、虚、中、后”各两股,凑为八股。清代以后,虚比逐渐被忽略,八股实际成了六股。这篇的两小股,实际上是“虚比”遗意。
  这组对句分析“行藏”,兼及“用舍”。因为行藏在自己,用舍由形势。孔子说急(汲)于行会跌到,迟迟(需)于行则会停滞不前。这与不“行”一样。为藏而藏(一于藏),行动迟缓;坚决深藏而不出的是懒人。他们都是无所谓藏不藏的。孔子拎出的这四种人都不是他所认同的。因为他们的“行藏”是没有思想性的,他们既不是“功名中人”(建立功业),也非“泉石间人”(抱道归隐)。而孔子的行藏观是后来孟子所概括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就是被任用;“穷”就是被舍弃。因此孔子说的行藏都是有理想道德支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藏。这组对句从反面拎出一般的行藏作对照。
  “中比”,是文章主体的主体。从正面讲“用舍行藏”的“拟而求之”(寻求学习)“身为试之”(运用传播),这是从“知”到“行”的。孔子的“用舍行藏”观念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他说自己在诗书流连中,通过“穷理观化”和亲身到“用舍之交”的实践中体会,这样才有所心得,故可以自处自慰;孔子说不仅要身自实践,还要传播这些观念,自己在周游列国与日常周旋中给弟子稍作指点和为他们做表率,但都没有引起关注,没有同学者,只能自思自叹。现在颜回与我彼此会心,相对忘言,还能有所质疑,互相启发。真是足以相互慰勉啊。“中比”主要讲“行用舍藏”,但最后仍归到“惟我与尔”。
  “过接”,是个过渡句。意为:这样我想到了自己的体会,想到了与你互相启发。承上启下。
  “后比”,进一步申说“惟我与尔”。这组对句的上句说,我们都能总揽事物的变迁,能够独立自主,任凭形势之变,而能坚持自己的精神理想,用舍是外界的事,不能改变我们内在的品质,这是最大地实现了本来的自我(性分之素);下句讲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和参与神明之变,那么连砥砺道德、加强修养、不注重气数命运的变化也都是小事一端了。这是进一步超越了自我。从文章角度说,这是“宕开一笔”,留有余味。
  “束比”是结语。“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是照应题面:是这样吧!惟有我们两人对此有所理解。这时颜回在喜悦中默默领会了老师的教诲。
  八股文本来是一种很死板僵化的文体,但此文却写得感情充沛,文笔生动,对仗工稳。文中的孔子循循善诱,又能自我解剖,是位好老师。“提比”、“出题”中的“回乎”、“回乎”,“过接”中的“念夫”、“念夫”,都回荡着感情的涡流。本文对仗在意义和声调上都很讲究。没有上下句意义重复的“合掌”,其思想内容有递进。八股的对仗不同于骈文的对仗,更有别于诗词的对仗。它是散文的对仗,其中很少有骈文和诗歌对仗的跳跃性,读时不觉其为对。这种对仗没有华彩辞藻,但它同样是音调铿锵,富有音乐性的。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1)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中,就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少侯(毓筠)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最后说: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觉得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有才子之名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祖父在湘军中积功升为哨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做了个小武官,后来因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做吹鼓手。杨度父亲早亡,杨度被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像风流才子一般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ND064运的弟子,王对杨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王的《缃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先是跟着王ND064运学“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是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结果懂新学的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第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就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有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的一个重要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同时他还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却请他捉刀代笔,为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杨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向清廷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遂以四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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