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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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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侠”不必“武”，却不能不“游”
周代实行分封制，其社会结构是宗君一体的，并按照封建等级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整个社会仿佛一个大网络；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点，并牢牢地被确定在那里，除了自己的宗族外，很少与他人发生关系。最高统治者掌握着这个网络的“纲”，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社会的有效控制。作为下层贵族的“士”，则是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他们多是卿大夫中的家臣和武士，在社会系统中作为统治者与人民的中介，沟通上下，保卫国家，很少有“横向交往”。
到了春秋时期，社会许多最活跃的因素如人口、生产工具、生产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诸侯、卿大夫乃至士人，如果所依托的经济有了较大的改变，肯定是会不安其位的。于是破人之国、破人之家者比比皆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崩乐坏。社会失控，士人失职，死钉在原来的位置上不仅不能发展，有的甚至不再可能。士人要生存、发展，流动性就自然增加。于是，“有朋自远方来”就成为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而在日益增多的社会交往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善于交往、众望所归的人物，这种人物就是原本意义的“侠”。
人们一谈到“侠”，往往想到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或者受韩非的“侠以武犯禁”的影响，总把“侠”与“武”联系起来，当然武与侠有关，但侠的原始意义却不在于武。《说文》段玉裁注云：“经传多假‘侠’为‘夹’”，实际上最初的“侠”就是“夹”。甲骨文中没有“侠”，金文中的“夹”像一个大人有两个小人夹辅、追随，这是“侠”的原本意义。所谓“侠”也就是广交游的人物，与“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称颂的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执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
我们仔细品味这段话，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意思：①近世贵族的游侠最著名的是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这些人都是以广交游、门客众多而闻名的贵族。②布衣之侠虽然很注重修行和名誉，但由于儒墨两家缺于记载，不为后世所知，司马迁很遗憾。③无论哪一种侠，他们的特征都不在于“武”，不以勇武见长。贵族之侠特征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闾巷之侠”也是“修行砥名，声施天下，莫不称贤”的。所谓“显名”、“声施天下”，都是指他们被天下人们所了解和赞许，有众多的朋友的支持。这才是“侠”的古义。还有一个旁证：《史记》中司马迁还写了《刺客列传》，里面所收之人，后世也有把他们看作“侠”的，如豫让、聂政、荆轲等。从表面上看，他们不怕死、会剑术，还勇于任事，而且礼义逊让、沉雄果毅兼而有之。他们都是闾巷布衣，如果把他们称为“侠”的话，司马迁就不会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了。为什么太史公不称他们为“侠”呢？关键就是他们不是登高一呼就能有许多朋友追随的人物。在太史公眼中，“武”不是“侠”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赞美、称颂游侠的司马迁，从交游角度来理解“侠”，就是反对和贬斥游侠的汉代史学家荀悦，也是这样批评游侠的。他在《汉纪》中说，游侠“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亲情，侠客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宾客的欢心，所以荀悦才对游侠口诛笔伐。这种把交游广泛看作游侠最重要特征的意识，直到近世也没有完全消失。上海的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有什么武功？常弄刀的杜月笙的特长就是削梨皮。1930年代，吹捧他们的人还是把他们称为“大侠”。当时杜月笙功成名就，得意洋洋，立家祠以张大声誉。杨度为他写的《杜氏家祠记》中，就说杜月笙是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日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显慕其风”。这不是仍然在称赞杜月笙轻财重义、爱好交游吗？章太炎的学生还请章为杜月笙家祠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用的也是这个理由，说杜是当代的大侠，特别爱重朋友（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
当然，广交游不是目的，贵族之侠广交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曾利用门客与朋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平民行侠，虽然不能断然说他们没有个人目的，但总的说来，他们更多地是承继了作为贵族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在春秋以前，这种意识与精神是作为一个“士”所必须要具备的，但自从贵族社会解体以后，士人群体分崩离析，大部分士人边缘化，“无恒产者无恒心”，许多人变成了没有是非观的游士。但毕竟这种精神存在了几百年，在春秋、战国还能崇尚多元性的时期不可能消失殆尽。它或被一些学派的领袖和中坚力量所接受，成为他们“兼济天下”的动力；或被一些侠者所接受，使他们勇于为正义、为他人而牺牲。这样的“侠”在先秦一定很多，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承担着社会的道义，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说游侠（2）
二、游侠是人们对生活的一个选择
由于侠者有朋友、追随者和名誉，自然也就有了力量。他们又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自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甚至演化为对抗，用武力破坏当时的统治秩序。所以韩非说“侠以武犯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上面所说只是要证明“侠”的原始意义不是“武”，当然要与社会主流相对抗，要实现社会正义，没有“武”也不行。
《史记·游侠列传》主要写了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四个侠客，突出了他们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和退让谦逊、不伐其德的高尚品质。因此，他们受到人们的爱戴，朋友遍天下；在专制时代，在公理不明、法律不彰的时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当然没有谁推举或逼迫他们去这样做，更不是利益在驱使他们这样去做，何况他们本身把利益看得十分轻呢！这些人虽然被统治者所敌视、被正统人士所讨伐，然而受到下层人民的欢迎，更为不幸者所企盼。所以司马迁以唱叹的笔墨热烈地歌颂他们，说任何人都可能遭受不幸，古代的圣贤如虞舜、伊尹、傅说、吕尚，乃至孔子都遭遇过灾难，何况我们这些“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有不幸就盼望侠客搭救，这是人情之常啊！这种对于“侠”的期盼与呼唤，使“侠”的出现与存在充满了一种浪漫色彩。
游侠的产生虽然与古代士人阶层有关，但后世的游侠却不是来源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任何人只要向往游侠，并按照传统对游侠的规定去做，他就有可能成为游侠。前面说过有贵族之侠，战国“四公子”、东汉“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另外“布衣之侠”也不在少数，东汉末年的刘备、徐庶、姜维也是以游侠闻名于世。一些富家子弟，倾心游侠、竭力模仿的也不在少数。
游侠存在和兴盛的条件是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说统治者对游侠的取缔和镇压还不太严酷的时候。游侠不是社会运动演变的结果，更不是谁强迫他们去当游侠的。游侠只是一种有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持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喜好呼朋引类，关注社会正义，愿意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为此不惜违反当世的法律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舆论，从而与统治阶级发生冲突。它不是走投无路者的归宿，而是不受物质生活困扰的人们奢侈性的追求。游侠亦非谋生手段，更非追求发达的途径，它虽是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但这种生活方式或许还会带来许多麻烦和不幸。
一些人去做游侠主要是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这就像唐·吉诃德一样。他们是受了古代游侠传统的影响，自动脱离社会秩序的人们，他们被理想化的游侠生活迷住了。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往往与人性中的尚武精神、对超凡力量的崇拜和人性中对于善良公正的向往有关。古代游侠的流风余韵尚未泯灭，因此有些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是有一些叛逆精神的人们，便学做游侠。他们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济世精神更近似那些立志渡脱人世苦难的高僧大德。可惜中国没有产生塞万提斯这种善于把游侠的内在追求描写出来的作家，《水浒传》写的主要是被生活所迫的游民，而不是游侠。
后世某些人采取的生活方式，如果与古代游侠品格有某些契合的话，人们便称他们为“侠”，或者说某某“有侠风”。如果他们再喜欢遨游天下，遍交友朋，那么就要称他们为“游侠”了。如果一旦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可以改弦更张。只要你没有加入有约束力的秘密地下组织，就不必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要通过“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会中来。
三、游侠的品格是一种极成熟的人格
总的说来，游侠是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他们是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为人品格有一个大致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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