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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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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人的政治能量很大，社会想要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仅就宋代的例子，看一看统治者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
3宋代的社会边缘人
我们研究通俗小说，应该特别关注宋代的情况，因为通俗文艺作品到了宋代才大张其道，江湖文化（指游民的江湖）也是在宋代才被披露出来的。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江湖文化到了宋代才形成。从《水浒传》这一类通俗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社会边缘人的感召力、凝聚力。唐代的文人士大夫“谋官谋隐（实际上是回乡当地主）两无成”，还要努力向主流社会靠拢，到了宋代，本来在主流社会有安适生活的偏偏向往江湖，要在江湖上一争高低，寻觅前途，岂非咄咄怪事！南宋诗人华岳在开禧三年（1207年）向朝廷献《平戎十策》，其中有《取士》一篇，对当时社会边缘人有很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控制他们的办法：
夫名山大川，秀由所钟；ND052山乔岳，神由所降。千岁之日至，则间世之士生。必有翘楚之材，特起之子，梦寐未形，占卜未见，寓于贫贱闾阎流俗之中，隐于耕农商贾草莱医卜之下。罗之以科举邪？彼不善于章句之儒；诱之以利禄邪？彼不由于闻达之路；置之于驻扎将佐之中邪？彼不生于营垒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农，罗源贾木之樵牧，六安辽峰之高隐，羊岘房陵之商贩，类多抱负所长，高出世表。能否相参，有无相授，非不欲求用于世以尽其所蕴。然上则拈致无方，而下则无阶可进；内则搜访无术，而外则无门可入。是必庙堂广于延纳，而无间于疏远；幕府勤于听览，而无拘于早暮；监司州县专于荐举，而不遗于微贱。其门有八：一曰有官，谓沉溺下僚，不能自奋；二曰无官，谓素在草茅，不能自达；三曰世家，谓将帅子孙，不能自效；四曰豪杰，谓江湖领袖，山林标准；五曰罪戾，谓曾犯三尺，求脱罪籍；六曰黥配，谓才气过人，轻犯刑法；七曰将校，谓素有谋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谓隐于吏籍，不得展布。……其有言词浮诞、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乡贯、指陈他事者毁之。言词朴直，无令弃之，恐过人之资，拙于朱墨；虚词华丽，无令收录，恐科目之儒，例于奔竞。如此则闻达者既至，不求闻达者，亦得以识其姓名；利禄者可招，无心利禄者，亦得以知其岩穴。不然则草莱之雄，未能尽至，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窥觊之私；山林之奸，不能尽收，适有以启异时萧墙睚眦之衅。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华岳小传”中提到了这段话，并说华岳提到的这些人可以算得是《水浒传》的一篇总赞。在我看，这篇《平戎十策》讲的就是如何发现和识别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把他们罗致朝廷，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把可能危及社稷的“草莱之雄”、“山林之奸”变成抗金力量；即使眼前他们还不会立即投奔到朝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档，他们的住址也被有司掌握，将来有事找他们时也是心中有数，十分方便了。华岳认为他们是“英雄豪杰”，但又是十分危险的“英雄豪杰”，你不收纳他们，小者他们会扰乱社会，大者就有可能与朝廷对抗。华岳把他们分为八类：包括沉沦于下层的小官；没有官职的穷隐士；没落的武将子孙；江湖领袖；急于脱离犯人处境的罪人；有才气、不怕犯罪的流放犯；久在行伍的小武官；有才力、有抱负的小吏。这八类人都在我们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之内。他们有的是因为穷，有的是被政策排挤在社会边缘。华岳主张应该对这些人先进行测试，看谁有才能，便编入“人才库”，或给予现实利益，或作为后备人选。但这些毕竟是纸上的东西，很难变成可操作的方案。又因为名分、礼制与其政策的完整性所限，统治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吏人、武将等的政策，更不可能从罪犯、流放犯中大量选拔官吏，至于“江湖领袖、山林标准”则是统治者打击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变成依靠对象；即使把他们招拢了来，地位的差距、多年的隔阂所造成的猜忌，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
说江湖（7）
因此边缘人大量地回归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更大的可能还是舍主流社会而去，堕入江湖，成为江湖中的中坚力量。专制统治者也不可能全面招揽社会边缘人，纳入它的控制系统。统治者能够做的、而且要努力去做的，还是加强对边缘人物的控制，他们要弄清边缘人物的数目、姓名，在造户口册时要注明，并限制和管理其活动，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对于那些在统治者看来是“不逞之徒”的人，更要严加看管。具体如何做，各个朝代还是各有特点的。总的说来，宋代因为缺少经验，对于社会边缘人管得不多。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游民，他对游民、江湖人、社会边缘人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特别注重控制士农工商的活动范围，限制其活动自由，连商人长途贩运都要有“路引”（凭证），并对所去方向、远近均有所控制。学生士子读书不许住庙。清代对于特别需要注意的边缘人物，则是通过户口册控制，在造户口册时把他们打入“另册”。
二、社会边缘人与《水浒传》
《水浒传》的主题就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的，所谓的“游民奋斗”，也包括了社会边缘人在社会边缘上苦苦挣扎、堕入江湖以及回归主流等等复杂过程。《水浒传》里的社会边缘人都是自我边缘化的。
①例如晁盖是郓城县东溪村富户，属于农民富裕阶层。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这些做法不要说在八九百年前的宋代，就是前二三十年的中国，也会被作为“不逞之徒”的另类分子来看待的。为什么呢？他的“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做法，就不是宗法社会中正统人士应该有的品质。汉代荀悦在《汉纪》中论及游侠郭解时，说游侠们“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关系，每个人的情感都应该从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开始，而游侠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和“宾客”的欢心，这在正统人士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也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而晁盖所交往的很少有主流社会中的人物，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如宋江之类；有的还是匪类，如刘唐之类。从《水浒传》中不仅看不到家境富裕的晁盖如何照顾自己的宗族（这在宗法社会中是义务），而且书中还写他“不娶妻室”，这更显得“另类”。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晁盖这种断绝自己后代的做法，肯定是为当时社会舆论所不容的。晁盖还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就是“最爱刺枪使棒”。宋代禁止老百姓习武，不许私蓄兵器；宋真宗时曾下诏《禁河北诸州军民习禁咒击刺之术诏》，河北是当时抗辽的前沿阵地，这些地方都不许百姓学习“击刺之术”，其他地方可以想见。这样干犯朝廷的禁令，非要“好武”之人，自然是被主流社会排挤和打压的。
从表面来看晁盖是边缘人，实际上，晁盖一只脚已经跨出边缘，为什么刘唐、公孙胜知道了“生辰纲”的消息，不自己联系几个哥们去做，而要千里迢迢，到郓城报告给晁盖，由晁盖领头去做？这说明晁盖与宋江不同，他在没有正式下海之前已经是黑社会的头头和江湖领袖了。晁盖的威望使得江湖人相信他，相信只有在他的领导下，这笔买卖才能做得好，不洒汤漏水。
②宋江与晁盖不同，他未下海时只是社会边缘人物。作为吏道纯熟的吏人，平时玩法自肥，作奸犯科，“专犯忌讳”之处，肯定不少，所以才在家中挖了地窖以作临时避祸之用。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热情接待江湖朋友，《水浒传》中说他“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这几乎与晁盖一样。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挥金似土，肯于花钱，“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笔投资。宋江的投入江湖好像有些被迫，实际上是狡兔三窟。宋江早就把闯江湖看成他发达的一条通衢呢。在浔阳楼所题《西江月》中有言：“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作为一个吏人，他为什么“攻经史”、学“权谋”呢？我想他就是把自己发达的道路寄托在对主流社会的抗争上。他还会与周围的人们搞好关系，郓城县中从知县时文彬到卖糟腌的唐牛儿，都与宋江有极好的关系，这些都是他对抗主流社会的资本，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江湖领袖人物必备的资质。这一点是晁盖所缺乏的，晁盖交往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缺少长远眼光。吏人的边缘化是社会造成的，梁山的一百零八将中这类人物很多，如朱仝、雷横、戴宗、蔡福、蔡庆等。他们本来就与江湖有着广泛的联系，最后也投奔了江湖。
③贵族出身的柴进，可能怀有对祖上帝业的怀恋，他专爱与社会边缘人物打交道，资助流落江湖和陷于困境中的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人物；而且昭告四周，他的仆人庄客都了解主人的癖好，连附近酒店的老板都知道，为柴进招呼流放的配军。柴进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利用心呢？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这种作为都会被统治者所嫉视。
《水浒》中还有一些有侠风的人物，典型的就是鲁智深，他的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洁白无瑕的，是一心为人的。鲁智深是个军官，本来可以不与江湖发生关系。一是宋代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使他对于闯荡江湖人中的武夫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如与史进相见时的表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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