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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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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失驭，天下安土乐业之民，皆化为盗贼”），为求生存，他们也是空前活跃。江湖艺人应该是属于游民范畴的，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城乡娱乐圈中为自己闯天下。他们在演说故事时，必然会选择一些城镇听众极感兴趣、又为自己所熟知的游民冒险的故事，这样宋江等人的造反活动就成了他们的首选题材。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宋江等人的武装反抗活动只是一股力量不甚强大，但是却十分强悍的、流动作战的绿林好汉。他们只有36人（江湖艺人把他们夸大为36伙），纵横驰骋于京西、河北、山东、淮北之间，有时剽掠至海边。36人之间团结十分紧密，有“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之说。这一伙人采取的是“打了就走”的游击战策略，以致“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样的绿林英雄不仅特别勇敢，而且其行动必有传奇性，人们都具有好奇的天性，那些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人们一生过的都是安全平庸、周而复始的生活，游民的冒险故事自然会对他们有吸引力；宋江等人驰骋江湖的经验和他们之间的团结精神，又会使得那些流落江湖、无依无靠、只是凭技艺糊口谋生的艺人们羡慕不已。演说宋江的故事不仅城市人爱听，艺人们也爱说。
中国人在审美习惯上是喜欢大团圆结局的，特别是宋代以后的通俗文学中，大团圆倾向更为明显。这与通俗文艺面向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多有缺欠的平民百姓，为了求得心灵上安慰，更是喜欢大团圆的故事，买主既有这个要求，卖主就要使买主满足。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古今小说》卷末所附的《绿天馆主人叙》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如果我们把这点不只理解为语言，其内容的“通俗”（例如大团圆的情节）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听众的要求。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大团圆。青年人的大团圆是才子佳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文人的大团圆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官员们的大团圆是出将入相，连升三级；平民百姓是生活富足，子孙满堂……，那么什么是武装反抗的游民的大团圆呢？我想应该是发迹变泰，具体说就是成为帝王将相，最高的当然是做皇帝，最低也是招安做官。不仅江湖艺人这样想，观众听众也是这样企盼。宋江没有做皇帝是历史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于是，便采用了招安做官。这样的故事不仅寄托了创作者的理想，也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理需求。所以说“招安”这个被现代人所诟病的“投降主义”，恰恰反映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它更是游民重要的爬升之路。
3民族的共同愿望：《水浒传》为什么写“招安”的原因之三南宋初年，北方蜂起的抗暴的武装力量大多转化为抗金队伍，蜷局在西子湖畔的南宋统治者感到昔日的“盗贼”，现在是他们的同盟军了。南宋初年，许多武装造反的人们被南宋朝廷招安，有的还被派往北方参加与金人的战争。这是因为金人大举南侵的铁骑，踏碎了各个阶层人的正常生活，引起全体汉族人民的一致反抗。此时游民领袖与最高统治者有了共同点，统治者用“官”的虚名（由于时局艰难，当时许多官已经没有了俸禄）招诱时时刻刻想改变自己门庭和地位的游民。北方游民与广大民众的奋斗屏蔽了南方，也给在南方刚刚安定下来的宋统治者以喘息的机会。这些造反者被南宋褒扬为“忠义人”，有的还遥受官号，给他们以鼓励和表彰。朝廷的做法受到举国上下的认同。用现代的说法，这就是民族主义的高涨吧！
宋江的故事本来发生在北宋末，后来被招安，这是与南宋建立后在北方的“忠义人”不同而又有相似之点的。江湖艺人在演说宋江等人故事时特别强调“忠义”这一点，在现在来看就是利用民族情绪给人们造成误读，仿佛在北宋宣和年间就已经有了招安造反者去抵抗异族侵略者的“忠义人”的故事。《大宋宣和遗事》中把宋江等人的根据地——“梁山ND056”前面非要加上“太行山”三字，仿佛“梁山ND056”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更是多次提到“太行”，如玉麒麟卢俊义赞中有“风尘大（太）行，皮毛终坏”；燕青，“大（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张横，“大（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戴宗，“汝行何之，敢离太行”；穆弘，“出没太行，茫无畔岸”等。这种地理的错位，《水浒传》研究者的解释是除梁山故事外，还有一个太行山的故事系统，只是这个故事没有流传下来罢了（王利器《耐雪堂集·〈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我认为宋江故事的原始创作者之所以强调“太行”，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族情绪的。因为南宋初年王彦所率领的太行山上的“八字军”是被视为北方“忠义人”代表的。
说招安（7）
“八字军”，北宋末在河北都统制王彦率领下聚兵太行山，所部一万余人，皆在面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用以表达自己的决心。他们是北方汉人坚决抗金的一面旗帜。绍兴三年随张浚入蜀，后来频繁在北方（汴京一带）、南方与金人作战，屡建功勋。绍兴六年七月，在王彦率领下“八字军”万人赴杭州，王彦官浙西制置副使（《宋史·王彦传》）。这些必然给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宋江等人故事最初就是在杭州瓦子里演说的，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
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涨时期，要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说成为具有报国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时尚的，后人在梁山聚义故事之后加上“征辽”也是这种精神的延长，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所以《水浒传》写作过程中前后作者都未放弃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情节。
4《水浒传》的“招安”
提到《水浒传》的招安，宋江的思想和作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毛泽东发动“评论《水浒》”运动时就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际上所有的农民起义本质上都不反皇帝，即使是反对在位的皇帝，其目的也在于谋求自己做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仿佛招安都是宋江一人的过。梁山的一百零八将中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游民，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二是各个阶层的边缘人物，他们多是官方文件所说的“不逞之徒”，如宋江、柴进、林冲、卢俊义等；三是朝廷大小官员——主要是各级将领、武官，宋代朝廷的“重文轻武”政策，使他们往往受到文官的排斥。这三类人，虽然地位差别悬绝，处境也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也各有自己的不如意之处，这些人也多有改变自己处境的意识，民众的武装抗争就可能成为这些人改变自己处境的一个契机。如何利用民众的武装抗争，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推翻现有政权，自己做皇帝；另外就是被招安做官。实现第一条路，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而“招安”只要统治者愿意就可以了，因此，宋江努力争取招安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梁山好汉们坚决的抵制和根本的反对。一百零八将中的活跃人士大多赞成招安，即使有些反对宋江过急做法的人士，也非反对招安，而是不赞成不讲任何条件的“招安”。这种“招安”不仅不能使他们变泰发迹，而且威胁到个人生命的安全。他们反对的是不成功的招安，要的是成功的招安。
“评论《水浒》”时期的许多大批判文章都把武松说成是反对招安的好汉，实际上，《水浒传》中最早说出“招安”两个字的就是武松。在第三十二回中，武松被宋江救下，二人同榻而卧，长夜谈心，宋江邀武松去清风寨，武松怕连累了他，要上二龙山，并说：
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这也是《水浒传》第一次出现“招安”。在“评论《水浒》”的运动中为了把罪名坐实在“投降派”宋江头上，不引武松说的这句话（因为武松已被定为反“招安派”），而突出之后宋江与武松告别时所说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可见在招安问题上他们是没有多大差别的。除此而外，江州小吏出身、已经在梁山入伙的戴宗，在遇到游民石秀时挑动他说：
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
石秀表示自己不能发迹时，戴宗鼓动他上梁山，并说：
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这一席话不仅为石秀等人赞同，而且引起他的无限歆羡，当前的享受，未来的前程，都是游民所向往的。社会下层人物如此，至于那些朝廷命官出身的好汉，其招安意识则更强烈。
许多研究者认为，梁山好汉中反对招安的领袖人物是军师吴用，他数次破坏宋江的招安计划，把宋江置于尴尬境地。这确是事实，然而，吴用也不是根本反对招安，作为军师，他要全面考虑到梁山的现实利益和招安以后梁山全体人员的安全问题，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他不能像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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