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工匠心-第2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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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没脖子，呈一个罐状。我那时也没钱，收入很少，就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百二十块钱。“现在听起来，一百二十块钱，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它那口磨得还很平。后来人家告诉我，上面那截没了，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赏瓶“这个词。可我心想：这个东西是半截的，伤残了。我就很犹豫。那人就劝我：“这个机会很难得，少了半截，钱还少很多呢！要有个脖子，就值好几千块了，这不才一百多块吗？“我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把它买了。

　　　　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尽管它没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不必强求，随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尽管它是残的，但它便宜，我买得起；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赏瓶，全国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要好几百万，我也买不起，就是看一眼。这种随遇而安、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康熙中期时，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开放了海禁，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开始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十年是一个时期。

　　　　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开始，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十九年，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恢复。这时，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第一拨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他管着好几个省，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我们可以想象，让管几个省的大官，管一件烧窑的事，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

　　　　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你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那么，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盘子、碗、杯，各种实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其推动力量非常大。从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郎廷极。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会讲到郎窑。雍正时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尧、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专职的，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清史稿》这样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当时在养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

　　　　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岁就进宫服务。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形成了他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宫廷里做事，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皇上让他怎么着，他一定怎么着，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烧好，要取悦于皇上。

　　　　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乾隆八年，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陶冶图》二十开，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祈神酬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全部用画稿呈现。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画不是他画的，字是他题的。《陶冶图》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还有社会学的特征。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祈神酬愿“，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做很多仪式。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有时要靠天吃饭，你刚点上火，这边一下雨，一闷，可能就烧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愿。所谓“束草装桶“呢，就是当时的包装，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装到木桶里，由水路运到北京。今天看，《陶冶图》是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文献。

　　　　乾隆是清代最有福气的皇帝，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我觉得他都是最有福气的，生与死都在最好的年份。那么，他的福气体现在哪几点上呢？第一，他是盛年登基。幼主登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会受很多人的左右，没有办法下判断。乾隆25岁登基，正是人生美好的时光。他一生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旺盛，对艺术有所偏好，瓷器尤甚。第二，康熙、雍正两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乾隆的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使国家强盛安定，所以他有足够的精力和实力来经营艺术。第三，乾隆皇帝在位最久。他虽然不愿意超过他祖父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一共加起来是六十四年。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活了89岁。还有一点，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皇帝。他在位时间长，国家富足，能大把大把地花钱。

　　　　乾隆说自己是“十全老人“，他有十大武功，六次南巡，经营一个硕大的圆明园，称为“万园之园“，觉得自己守住了祖业。乾隆晚年的时候，在故宫召开千叟宴，全国各地70岁以上有德行的老人，都可以来这儿赴宴。最远的一位一年前就启程，为了吃这顿饭，走了一年到北京，吃完饭走回去，又是一年。这是真事儿，当时从海南走过来就得一年。吃饭的时候，乾隆很高兴，看到这么多老年人，说明国家兴旺啊！他对老年人很关心，每人发了一个御赐养老牌，十两白银。这块养老牌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给使了，花了当银子用了，如果能留到今天，非常有价值。我曾经见过一块，可惜没买。

　　　　乾隆当时对百姓的这种养老的态度，跟我们今天很相似。我看新闻里说，国家又给提高了养老金数额。对老年人的态度，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

　　　　那么，反映在瓷器上，乾隆和康熙时期有什么区别呢？到了乾隆盛世，有些改变非常有意思。当时瓷器上最爱画的画面是“渔乐图“。康熙时期渔乐图，一般都画捕鱼，比如撒网，用各种渔具想法出击；而乾隆时期画的渔乐图，一般都是钓鱼，是等待。康熙的时候是享受成果，乾隆的时候是享受过程。

　　　　今天很多人也钓鱼，但跟二十年前的钓鱼一点儿都不一样。今天钓鱼，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鱼“，是为了“钓“，为了这个乐趣。二十年前，钓鱼还真是为了“鱼“，都是相声里说的“二儿他妈妈，拿大木盆来“！目的都是要吃鱼。今天不一样，我的朋友钓完鱼就追着我说：“哎呀，我这鱼钓多了，都给你吧！“我说：“那你钓那么多干嘛？钓多了我也吃不了。“朋友就说：“哎，这不是个乐趣嘛。“他是这个态度，不是想要那鱼。历史上也是一样，乾隆盛世的时候，钓鱼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富足的形态。

　　　　我早年买过一个康熙“渔乐图“的罐，画面上是很多人站在水里，手里拿着一个筐。当时我不明白，看不懂这些人都站在水里，拿一个筐干什么？我是北方人，没见过南方这种工具。后来我查《三才图会》时才知道那个“筐“叫“罩筌“，就是一个筐，但两头是通的，说白了就是没底的筐。《三才图会》上解释说：“罩则竹编，空其两头。“罩筌是竹编的，逮鱼的时候往水里一扔，把鱼罩在里头，然后用手摸。北方人没见过啊！所以我看着上面画着每个人抱一个筐，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捕鱼图。我刚才讲了，这种捕鱼算是出击，跟钓鱼完全不一样，钓鱼的乐趣没办法享受。今天的人都愿意钓鱼，谁也不愿意拿一个没底的筐在水里咣当咣当地抓，那叫减肥。每个人的知识都有局限，比如我，就不知道南方的事，所以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学习。你看不懂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查，问问别人。也许你的邻居就是一个南方人，张嘴就说：“这个东西叫罩筌，在我们老家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估计今天南方也不使那玩艺儿逮鱼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知识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

　　　　再看动物纹，康熙时期画的动物纹都非常凶猛。比如当时最愿意画的就是一种瑞兽，以麒麟为蓝本。为什么爱画这种瑞兽呢？为的是祈福，祈求天下太平。当时大部分人是从动乱中过来的，都希望社会安定。那么，乾隆时期画的动物都是什么呢？狮子绣球，百子龙灯，动物的形象都是非常喜庆的。

　　　　社会形态的改变，迫使艺术形态的改变。同样是狮子，康熙时候画的狮子都张牙舞爪、具有杀伤力；乾隆时候画的狮子，都像哈巴狗，完全不一样。康熙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担心；而乾隆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放心，形态上不一样，内心世界也不一样。乾隆时期的心态跟今天的社会非常接近，大家心态都比较放松，早晨、傍晚，街头净有载歌载舞的人，有踢毽子的人，整个社会形态都非常喜庆。而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