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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匠心-第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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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净有载歌载舞的人，有踢毽子的人，整个社会形态都非常喜庆。而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看不到这种社会形态。
乾隆时期的瓷器烧造，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上记载了在其督陶期间，共仿古、创新五十七种。过去的不说，唐英上任以来，有五十七个品种出现，今天全部都能够得以印证。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皇上的要求。比如乾隆十三年，《记事档》有这么一档：“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皇上说，你送来的东西怎么还是跟上回一样，都是旧样子，我给你的新样子，你为什么不烧造呢？这次的钱你自己出。处罚非常严厉。史书上能查到处罚唐英至少有三次，就是让他个人掏腰包。你想，统治一个国家的皇帝，对烧瓷的事还这么费心费力。皇帝什么权力啊？唐英什么权力啊？他只是一个管烧瓷的小官，虽是一个小官，但皇帝给的权力非常大。对于唐英来说，就是“伴君如伴虎“，恐惧啊，生怕什么事情做得让皇上不高兴。
唐英从47岁到景德镇，一直干到75岁。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召见唐英，把老爷子接到了北京圆明园。乾隆非常高兴，当着面就赏赐了，说：“你儿子唐寅保学习瓷务，接你的班吧。“唐英肯定是诚惶诚恐啊！乾隆皇帝当时是46岁，唐英75岁，大乾隆一辈人。唐英知道自己老了，但让儿子接班，他也害怕。他心说：我都干了好几十年了，兢兢业业，胆战心惊。你还让我儿子接班，我儿子能不能像我这样扛住了，很难说。当年夏天，七月二十七日，唐英就奏请退职，他写了一个奏本给皇上：“奴才犬马，年齿七十有五，气血日衰，医药不能速效。伏念榷务窑工关系重大，现在虽有奴才儿子寅保随任帮办，唯是寅保究系少年，诸事阅历未久，奴才自顾病事，淹缠一时，猝难痊愈。若不及早奏明，设有贻误，则奴才负罪益深。为此据实奏闻，恭请皇上另择贤员，到关接办。“
他就说，我都75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吃药也没什么效果了。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虽然儿子能帮着我，但我觉得他还年轻，阅历不高，我恐怕不能很快痊愈，所以只好及早告诉皇上，我不行了，你另选择别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吧。八月二十一日，不足一个月，皇上隆恩批准。离职几个月以后，唐英去世。当时退休制度不健全，唐英干到75岁。我们今天有多好的退休制度，60岁就退休了。当时是君臣关系，一个督陶官直接跟皇上对话，得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但也表明了君王对陶瓷生产的重视。
今天能看到唐英生产的瓷器都有什么呢？比如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个“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沈阳唐英“。国家博物馆里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沈阳唐英“。那都是唐英监造的优良瓷器，今天看都是国宝。
瓷器到了乾隆时期，尤其青花，都变成一种熟练制作，工艺上没有难度了，不需要创新了，所谓创新都是在原有框架之内。工艺越娴熟，态度就越中庸，颜色也越中庸。
比如乾隆的六方大瓶，是生产得很多的一种官窑。我们都知道，瓷器是圆器，非常容易生产，能拉坯，在转盘上一转，就拉圆了。但任何一个不是圆的东西，制作起来都比较麻烦，像六方大瓶，就一定要有模具。有一对青花六方大瓶，66公分高，是德国人瓦德西从中国带走的，在他们家搁了一百多年。瓦德西，大家都清楚，就是八国联军总司令，跟赛金花有点儿关系，或者说赛金花跟他有点儿关系。这个瓦德西当年能挑中这样的东西带走，可见它在当时也非常重要。2006年7月12日，这对大瓶在英国伦敦拍卖，拍了70多万英镑，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
这种官窑是有定式的，有很多一模一样的，国内也卖过很多。前几年，北京翰海拍过一个，结果在展览期间，被一个愣头愣脑的人打碎了。那天是展览快结束的时候，事后查看录像，看到那个人急匆匆地进来了，一看这东西，很高兴，大官窑摆在眼前，迫不及待地把脑袋往前一伸，想看仔细点儿。没想到这瓶子放在玻璃柜里，中间还有一层玻璃呢，结果一脑袋把玻璃撞碎了，玻璃又把瓶子切碎了。
我们总结教训：见到好东西的时候，要抑制内心的激动，一定要谨慎小心。你想，这个瓶子都二百五十多年了，您这一脑袋还没直接撞上，要是直接一脑袋把它撞碎了，也算光荣，是吧？可你撞到玻璃上，玻璃把它切碎了，就不怎么光荣。如果不小心，有时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们所说的清中期，一般是指康熙的晚期一直到乾隆去世，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就是整个18世纪，史称“康乾盛世“，也叫“乾隆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长达一百年。中国历史上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盛世等等，都不足百年，六七十年就算长的了。仅从青花瓷器上看，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由摹古、创新，逐渐演化到形制规范，中规中矩，工艺熟练。最后变成熟能生巧，后来能做到生产任何东西都游刃有余，非常容易。
清中期的官窑，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时代，所有式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样，由督陶官亲自管理。很多艺术瓷都是皇上直接过问，因而质量非常高。今天拍卖场上很多高价位的瓷器，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为什么？工艺水准高。至于民窑，烧造量非常大。我从喜欢瓷器的那天起，就接触到大量这个时期的民窑。这一点跟该时期的社会繁荣有直接关系。如果18世纪不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优良的收藏品存世。我们历经后来的战争，历经“文革“这样惨痛的教训，依然有那么多瓷器存世，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的质量也普遍很高，有非常精美的，甚至不亚于官窑。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东西“气死官窑“，就是说民窑比官窑还精美。
对大众而言，今天收藏市场中大部分官窑的优良品种，老百姓买不起，太贵了。但我们可以考虑当时的民窑瓷器，民窑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生活的乐趣以及收藏的可能。
历史很多时候是轮回的，凡事不能永远在一个高点上，就跟股市一样。到了乾隆后期，陶瓷生产由于宫廷的满足而逐渐僵化。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就完全程式化。下一讲就讲清晚期青花。
我刚开始喜欢瓷器收藏的时候，特别鄙视这个时期。这鄙视怎么来的呢？都是老先生教给我的。我当时20多岁，跟老先生聊，一说到嘉庆以后，他就说：“那不能收藏，没用。我们家吃饭的碗就是道光的，谁留那东西呀。“他特别鄙视这个时期的收藏。他跟我说，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是搭售的，比如你在古玩店里，买了一个乾隆的瓶子。店主说：“得了，我这儿还有俩道光盘，您拿回去用吧。“或者说：“我这儿还有一个光绪的盖碗，拿回去喝茶，送给您的。“这些话，在我年轻的时候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会儿一听说是嘉庆以后的，就不要了，也不想买。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不管这个时代离我们远近，它都要留下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对于我们不一定重要，但对于后人非常重要。今天要了解那个时期的青花，要用证据来说话，一个青花碗，就可以证明当时整体国力在衰竭。如果嘉庆以后所有的瓷器都荡然无存，今天就没有证据来说话。正因为嘉庆以后有很多东西留到今天，所以我们能用证据来告诉你：什么是国家强盛的时候，什么是国家衰败的时候。
时代的烙印由政治及经济，由经济及文化，对后人都有教化作用。艺术品本身有高低之分，但从收藏角度上讲，很多东西并没有高低，它只代表一个文化符号。所有文化的形成，无可争议地跟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有所关联，它不能孤立存在。那么，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就一定导致文化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一定要有证据存在，这个证据的存在，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收藏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收藏呢？就是拿证据来说话。而博物馆就是用证据告诉你，我们历史上是怎样一个情况。用语言表述都很虚，我说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多高，那是虚的。只有你亲眼看见那个瓶子，那么精美，叹为观止，你才知道究竟有多高。
先从嘉庆说起。有学者认为，清朝到了这个时期，根本就不需要嘉庆，应该需要另一个雍正出现。嘉庆是个和事佬，除了把和杀了，谁都舍不得杀。和是伤害了他，他多少也算一点儿公报私仇，把和杀了，未能利用和的能量，很可惜。嘉庆的才华显然比不上他的父亲乾隆，不论是政治才华，还是艺术才华，都比不上。他也没有很强的欣赏能力。他自己的个性比较懦弱，所以对臣下都非常宽松。不能说放任，但他确实比较宽容。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君王一个人说了算，君王的个性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个性。那么，嘉庆这种软弱的个性，体现到瓷器上是什么呢？也是软弱。
过去的古董行里，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得很清楚，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一到嘉庆、道光，习惯上就不分了，把俩搁一块儿，合称为“嘉道“。那么，“嘉道不分“包含着什么意思呢？第一，说明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优秀陶瓷到此结束。“嘉道的“，听着就是一种轻蔑的口气。嘉道瓷代表着大众的、自由的、很随意的标准盛行。第二，嘉道瓷是陶瓷中因循守旧的产品，过去在古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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