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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名人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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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平的立场上讲话，做我们应该做的事。香港特区政府在成立的第二天就给我授勋，我觉得这是一个鼓励。我在香港住了五十几年，我帮助我们的国家在殖民地中长期奋斗，长期地为国家做事，祖国是知道的。我的记录国家都有，所以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也是给香港六百万的居民看的——如果你肯做一个好的爱国的，国家是会知道的，不仅知道，还会非常地重视你，肯定你。
梦：您交友非常广泛，无论是有钱的人还是没钱的人，也无论是有地位的人还是没地位的人，您都交往。
黄：人家看我地位高，声望很好，但我个人常常认为我和你们大家，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虽然我有机会比人家多攒几个钱，但是这个钱，我想用到对自己，对人民，对国家最有用的地方。我都用到教育上，我赞助许多人到美国、英国、日本，到欧洲去念书，没有人知道。
梦：继厦门大学的“克立楼”之后，您又让您的侄孙从美国回来，在厦门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位置，也就是在鼓浪屿的对面着手建一个国际银行大厦。业内人士都认为这个国际银行大厦也会是将来厦门的标志性建筑。这个建筑对您是不是有着另外一层的意义？
黄：是啊。这是一种鼓励，也可以说是教育。世界建筑业已经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我们现在还是对厦门以前的建筑觉得比较满意。我觉得这个大楼不仅在厦门是第一，在我们整个国家也应该有一席之地。
梦：您的一生也是很不容易的，是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有相当大的跨度。您刚到香港的时候，也是每天打好几份工养活一家人。
黄：那时候我刚到香港，顶顶要紧的是找工作。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校主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到香港来，我们校友会欢迎他，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一看到我觉得很奇怪，说：“你怎么在香港啊？”我就告诉他，我到香港找事做，我现在不想做一个公务员了，想找一份新的工作。他说：“没问题，你明天来找我。”第二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指定我在他办的一家银行做董事副经理。
梦：陈嘉庚先生对您的影响大吗？
黄：我的爱国思想，爱国行动，包括我的生活，完全是受他的影响。我跟在他的旁边，他的一举一动对我都是鼓励。我看到他这么成功，觉得应该学他，这是最正确的做人的方法了。他的钱在那个时候是很多很多的，但都是用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他自己的子孙没有用多少钱，他的钱都用在教育上了。
梦：香港商场上风云变幻，竞争非常激烈，您也看到很多富豪的沉沉浮浮，而您却一直在稳健地发展，是什么使您一直处于不败之地呢？
黄：就是一个办法，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以现在的商人的观念来看，我是落伍的。人家是有一亿资本可以做十亿的生意，我有一亿资本只做一亿生意。我现在每天在办公室的时间至少还有五个小时。
梦：您这么辛苦工作为了什么？
黄：第一是为了我的健康。人是要有动力的，如果总是说“我老了，我不行了”，自己心里没自信了，这是很吃亏的。我是一边工作一边想：我是健康的。于是我真的就健康了。现在我每天在办公室呆五六个小时，有的时候还在社会上应酬、开会，有时候还要讲话，我的东南亚、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往还要迎送……我是很忙的。
梦：您与人交往的尺度是什么？
黄：第一是诚恳，第二是老实，第三是自己谦虚一点。不要老觉得自己是有名望、有地位、有钱的人，这样的话一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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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立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５日出生于古城泉州，青年时代在厦门大学学习６年。因为陈嘉庚对其才智和见解颇为赏识，所以毕业后陈嘉庚即委任他为厦门大学会计主任。
１９３７年日军全面侵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当时正值壮年的黄克立没有离开这块热土，始终活跃在闽南的抗日前线上，为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政府供职的黄克立入选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本向中国交还台湾的仪式。随后，黄克立因精通国语、英语和闽南语，留在当地参加台湾光复后的重建工作，先后担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副处长和台中市市长。当时的黄克立年仅３５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黄克立与马来西亚殷商合作，创办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出任副董事长兼常务董事，并任香港工商银行副董事长、泛印集团及澳门国际银行副董事长等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黄克立又向证券和工业进军，１９６９年创办永固纸业有限公司和大正证券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至今。
在香港事业有成，黄克立更是积极在内地投资，促进祖国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从商海第一线退下来的黄克立更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祖国的统一大业。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黄克立就获邀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至今。他对祖国内地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及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等方面颇为关注，时有精辟的言论。他还是香港回归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以其在商界的地位，多次向中央提出中肯意见，支持特首工作，为香港回归做出卓越贡献。１９９７年７月２日，黄老与徐四民等被首批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勋章——大紫荆勋章。
黄老说，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深有感触地说：“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创举，事实证明，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处理港澳事务是非常开明有效的。台湾问题也一定可以这样解决。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作为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日本向中国交还台湾的仪式，亲眼目睹了台湾同胞为回到祖国怀抱而欢欣鼓舞、欢呼雀跃的盛大场面。现在，台湾的一些人却公然鼓吹‘一中一台’、‘台湾主权独立’，赤裸裸地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我坚信两岸一定会实现统一，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多做些实事。”
第一部分掷地有声──梁守盘
编导手记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向美国代表约翰逊表示，我国将提前释放１１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并要求美国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法令。３天后，钱学森接到美国移民局通知，允许他离开美国。一位美国科学家深知钱学森的卓越才能，对他的归国事件评述说：“我们知道他不是回去种苹果的。”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就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草拟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发展规划，开列了参与此项工作的２１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有任新民、梁守磐、庄逢甘、罗时钧等科学家。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我国的第一个导弹技术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了。聂荣臻元帅出席了成立大会，他勉励大家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毕生致力于我国的导弹事业。那完全是平地起家，除了一个院子和几间平房之外，一无所有。钱学森就是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而且除了钱学森之外，包括老专家和新毕业的学生在内，没有一个人是学火箭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很快便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等１０个研究院。梁守磐又被钱学森点名，成为这个研究院最早的奠基者之一。当时，没有理论，没有图纸，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们要制造出一个连自己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梁守磐和其他人一样，就这样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他负责的是导弹燃料的研究工作。而燃料就像是炸弹中的炸药一样，是导弹的食粮。没有合格的燃料，导弹就是造出来了，也只能是一个空壳儿。
１９５８年３月，按照中苏签定的合同，一个前苏联的导弹专家组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同时，两枚Ｐ－２近程导弹运到了满洲里……但好景不长，伴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１９６０年８月，赫鲁晓夫下达了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命令。那是一次干净彻底的撤离，连纸篓里的纸片都没有留下。
聂荣臻元帅来到了研究院，召集高级工程师开会。会上，他紧握拳头擂在桌子上对大家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中央寄希望于自己的专家！”他还带来了中央关于用国产燃料、靠我们自己将一枚Ｐ－２导弹送上天的决定。
听到中央的这一决定，梁守磐挺身而出，他在聂帅面前立下军令状：“我以项上人头作保，我们的火箭推进剂绝对合格。”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日，也就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１７天，在中国的国土上，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第一枚Ｐ－２导弹，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试验史上的第一页。
想要见到梁守磐院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进入梁守磐院士的办公室之前要经过几个关卡——办公楼门前有卫兵把守，进入办公楼内还要验证登记……这一切，让梁守磐这个名字充满了神秘感。在一间办公室的门上，我们看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梁守磐”三个字。我以前只见过办公室的门楣上挂着“ＸＸ科”、“ＸＸ处”的牌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挂着人名的办公室。推开门，眼前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如果不是门上的名字，他就像是一个早晨拎着鸟笼在公园里散步的普通老人。我很难相信那句以自己的人头作保证的掷地有声的话是出自眼前这样一个瘦小的老人之口。
梁守磐院士是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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