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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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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疲惫，街头一片肃杀。以色列的打击已经没有禁区，巴勒斯坦人有种大难将至的惶恐。也是在这段时间，已经在加沙当了两年记者的我第一次感到不安。
大监狱
画示意图
地图上看，面积365平方公里的加沙地带是一条狭长的补丁。西临地中海，巴勒斯坦渔船只能出海9公里作业，一旦安全形势紧张，以色列军舰就封锁整个海面；东线，犹太人定居
点形成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之间的天然阻隔；一道铁制隔离墙切断加沙南端与埃及的联系。北部，埃雷兹检查站轻轻一合铁钳，150万巴勒斯坦人就在大监狱中了。
加沙地带是哈马斯、杰哈德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大本营，是遭到历届以色列国防部长诅咒的地方，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阿拉伯语中“加沙”就是“征服”、“侵略”的意思。
嫁到此地的北京姑娘曲阳常说：“过去，哪有什么埃雷兹啊，早晨开车出加沙，中午在特拉维夫吃饭……”；加沙以外十几公里的城市阿什克隆，一个以色列驾驶教练说：“过去经常到加沙吃饭，还有许多巴勒斯坦朋友，现在都断了联系……”
他们说的“过去”，是2000年9月底巴以流血冲突（即“因提法达”，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之前。
讲埃雷兹的故事，必须先交代通过这个检查站的大致路线。从以色列一侧数，入口便是进入埃雷兹的第一道岗，在此递上护照、记者证，接受初步检查；以色列士兵将来者身份通报有关方面，得到允许后，步入几十米开外的检查大厅；检查大厅为外国人办理“出关条”，凭此条才能从检查站出口离开。出检查大厅，路分两股，左边拐进巴勒斯坦工人通道，由以色列士兵“押解”至水泥掩体，递上“出关条”；掩体并排两个，里面都坐着狙击手，枪口冲着巴方一侧；士兵收条放行，电钮按开一道长长的铁栅栏门；跨过栅栏门，是十字转门A，然后是电磁门，再后是十字转门B，转门的开合都由以色列士兵遥控。过了转门B，你就到了埃雷兹的巴勒斯坦一侧。
出检查大厅，向右直行，是贵宾通道。外交牌照的车辆可以进出；而我这样的记者，只能徒步穿越。向一个铁皮围成的值勤室递上“出关条”，获准离开，再绕过一座碉堡，一道电磁门，视线越过铁丝网和水泥路障，就望见加沙地带北部巴勒斯坦村庄。
这还只是从以色列一侧数过来，要是从巴勒斯坦一方说过去，就更复杂了。每一道门、每一道关口之前都要停留，等待下一道关口同意放行，还要接受异常严格的安全检查。
工人通道与贵宾通道平行，只隔了一堵高墙。一个窄，一个宽；一个机关重重，一个顺顺当当；一个全封闭，另一个大路朝天。2004年3月6日三辆满载炸药的巴勒斯坦汽车从“贵宾通道”冲击埃雷兹检查站之后，以色列方面规定，除外交人员，所有外国人必须从工人通道进出。
以色列大兵素描（1）：施罗莫
以色列是个全民皆兵的国家。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服义务兵役，男兵三年，女兵21个月。
“周，我明天就走了！”2002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埃雷兹检查大厅遇到大兵施罗莫，他一脸兴奋。在这里服役半年，明天他将转到以色列南部旅游城市埃拉特继续军旅生涯。施罗莫正向检查站其他士兵告别看上去，高兴的只有他一个。
陪我走出大厅，施罗莫说，“总算要走了，这里太恐怖！”对于服义务兵役的以色列青年来说，分到埃雷兹可谓“背运”。埃雷兹和犹太人定居点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最直接的攻击目标，枪击、自杀爆炸、卡桑火箭……都是家常便饭。
“上星期，我的好朋友在这里被巴勒斯坦人打死，”施罗莫指着狭长幽暗的“工人通道”说。“为什么要杀我的朋友？他们根本不认识，”施罗莫难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对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个体”的仇恨，“我不恨那些想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巴勒斯坦人，我恨那些‘恐怖分子’。”这倒让我想起经常听巴勒斯坦人讲的一句话，“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怒火。”
根据施罗莫的说法，士兵一般在同一地点服完兵役，但如果想调换岗位，可以打报告，国防部“酌情考虑”。
说起埃拉特，施罗莫露出笑容。这座城市离巴勒斯坦区域较远，几乎没有遭受过“恐怖袭击”。以色列有个地下赌场，专赌下次自杀爆炸在哪里发生。耶路撒冷“一赔二”，埃拉特“一赔二十”，可见后者安全系数较高。
道别时，施罗莫塞给我一瓶可口可乐，分享他远离是非之地的快乐。我从摄影包上解下“中国结”回赠，说这也许比防弹背心管用，但最管用的还是“和平”。
以色列大兵素描（2）：莫蒂
初冬夜晚，提着4只大包，我摇摇晃晃走向埃雷兹最后一间值勤室。递上出关条，里面一个士兵正抱着膝盖上的收音机前后摇摆。起身收条，他没有照例放行，而是要求我出示护照。“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去加沙？呆多久？”这个士兵20岁左右，下巴刚冒出胡子茬，脸上青春痘正旺。耐着性子回答十几个问题之后，我提包的手都抬不起来了。“要不要放下行李歇歇？我想和你聊一会儿……”原来如此。
他叫莫蒂，20岁，孤独，抽烟，听音乐。最后一项违反值勤规定。莫蒂把收音机塞进地上的黑书包：“长官看不见就行。”风吹过，很冷，他要值班到午夜12时。
值勤室是一间薄薄的铁皮房，面积不足两平方米，门总是开着，日光灯坏了。借着路灯，我看见地上躺着一台车载电瓶似的跳频步话机和一只手掌大小的对讲机。莫蒂用步话机和整个检查站联系，通过对讲机与几米开外的碉堡对话。
莫蒂讨厌埃雷兹，因为“没有自由，没有音乐”。他随口唱了几句“泰坦尼克”。他不喜欢这里的女兵，因为她们穿军装、拿枪，“象男人一样”。作为男兵，莫蒂必须在相对危
险的外围岗哨值勤，女兵们则在岗哨环抱、明亮温暖的检查大厅里查查证件、盖盖图章。有规定男女士兵不许谈恋爱，但是他挤挤眼睛说：“长官看不见就行。”
值勤室里只有一把塑料椅子，他很“绅士”地让给我坐。一辆军车在不远处停下。“晚饭！”莫蒂连蹦带跳地过去拿。锡纸盒打开后是热通心粉、一份蔬菜，还有一袋面包、两包巧克力奶。对讲机响，碉堡的人向莫蒂借勺子。“你替我站一会儿岗，有人过去，就把出关条扔到这个箱子里。”桌上有个木箱，半开着，里面丢了十来张条子。
还真有联合国车辆开过，司机把出关条递进来，看到我，吃了一惊。
两分钟的工夫，莫蒂回来，手里多了支烟。他的英语不是很好，父母是摩洛哥来的犹太人，所以会几句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中的一些单词和犹太人使用的希伯莱语相近，我也学了几句，所以我们就3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混着说，外加手势比划。
“你向巴勒斯坦儿童开过枪吗？”我问。他断然否认：“那会令我发疯的。”接着他说：“我知道有时发生误杀，可是象我在这里站岗，假设看见可疑的人，不见得等他走近了，近到足以杀死我才开枪吧……”他说，那些执行抓捕任务的以色列士兵精神压力更大，有些人甚至表现异常，命令被捕的巴勒斯坦人站成排，原地转圈、呼喊反对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口号。
莫蒂不相信巴以之间会有和平，因为“巴勒斯坦人教育下一代仇恨犹太人”。“那你会怎样教你的孩子呢？”我问。
“我的父母没教我恨巴勒斯坦人，我也不会教自己的孩子恨他们……但是会告诉他们：‘当心巴勒斯坦人，离他们远点’。”
十几分钟后，我起身告辞。莫蒂急了，在我身后喊：“别走，别走，好容易有人跟我说话……”
以色列大兵素描（3）：安德烈
差不多是2002年下半年，埃雷兹里多了一群穿蓝色工作服、防弹背心不离身的安全检查人员。他们不象服义务兵役的士兵那样身背M16，只在腰间别一把手枪。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检过往外国人行李，他们大多是埃雷兹附近以色列城市阿什克隆的俄罗斯犹太人移民。
进出多了，彼此脸熟，每每聊上一两句。小个子，敦实模样的安德烈和我最熟。一次，我说喜欢阿什克隆入口处的那家餐馆。他眼睛一亮：“猪排？”我们击掌而笑，心照不宣。犹太教徒禁食猪肉，但不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却依然遵循着俄罗斯生活方式。说起“猪肉”，安德烈干脆撕下一角报纸，给我画出“何处有卖猪肉”的路线图。
作为俄罗斯人，安德烈非常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儒家文化甚至太极拳。就这样，共同关心的话题越来越多。每次我过关，只要安德烈值班，他都跟办手续的士兵打个招呼，尽快放行。2004年1月14日，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埃雷兹实施自杀爆炸，造成数名以色列士兵和安检人员伤亡。当时我身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想到安德烈怎么样？一星期后，返回加沙，见到安德烈，油然而生一份亲切。他却阴沉着脸说，爆炸那天，他的朋友，一个象他这样的“平民”被炸死了。“平民”？他的意思是安检人员不扛枪，有别于士兵。但我知道，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别无二致。
聊天归聊天，安德烈从来没有放松对我的检查。尽管他已经非常清楚我的笔记本电脑什么品牌，开关在哪里，背景照片是什么，甚至化妆包里有多少小零碎儿，通常带什么颜色的外套……安德烈每次还是戴上一次性手套，逐一翻检，嘴里重复着“请谅解，请谅解……”。
2004年3月6日，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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