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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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员！变乎？不变乎？你这个政治江湖上的独行侠！　　　
　　市井有谁知国士（8）　　　
　　六杨度是中共一分子，这事实不惟入党批准人周恩来惦记着，其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中共“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小K”（潘在三十年代的绰号）解放后几乎一直呆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性命朝夕难保，哪还顾得上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另一位与之有过秘密工作关系的中共高干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亲历者与幸存者，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风雨初霁的“文革”结束后，干瘦干瘦的夏衍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忆的是五年前死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到了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到了杨度：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笔者注）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指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在中国法租界内的警察——笔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客，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前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与“京派”之争，其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是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面牌子——东面乃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1929年—1931年杨度曾在此居住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报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我走进楼里。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门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左侧有一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屋里只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只这间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上海杨度旧居内景。望着窄窄的楼梯，仿佛又见杨度当年匆匆来去的身影……（摄于2000年1月）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革”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市井有谁知国士（9）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赠给了其律师章士钊先生介绍来的名士杨度居住。现在大陆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悍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呆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当寓公至死。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的一面。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费过活的——北洋时代他当国民政府参政员，也不过每月五百元钱补贴。不过，北洋时代他是中枢要员，现在是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居然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人”有什么不合适了。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发电报，他也不会像别的同志那样经常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敌人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杨度就曾不惜花两千银元买回一个雏妓为妾，后因遭人非议，便舍己为人，将此女转赠他人。杨度有杜月笙这棵黑道上的大树荫护，杜月笙有蒋介石这座中国最坚实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这间屋里做地下工作的中共“特科”人员杨度，只在与故交新朋的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如沙里淘金），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领导人一夕数惊地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厮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裕生活氛围中，玩儿，并工作着。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奉献已经无从知晓。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老人，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同意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周恩来一定看重的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栋民宅小楼，真该辟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七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中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这个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