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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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中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这个心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在杨度的墓旁的一块树荫里，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一望便知，这些墓都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建的。绿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开窍。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北京万安公墓里的另一座墓——杨度的朋友李大钊的墓。　
　　那是杨度五十三岁那年发生在京城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李大钊先生被政府军警逮捕并被处以绞刑。没有证据表明杨度像李大钊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没找到这个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中国士人对新诞生的苏联政权的赞扬的遗篇。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坚信“英特那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他与黄兴，即为一例，故他挽黄兴才会有“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的佳句。你看，陈独秀爱逛窑子，李大钊乃模范丈夫，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公开反驳之，但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样为日本老婆而翻脸不认老兄的例子，也许绝无仅有吧！前面已经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变得格外忙碌了。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写宪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乡，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后退出政坛专心于香山致力于慈善事业。席间，杨度无意间问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杨乃追问：此话怎讲？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后，他偏偏又遇上来客。急匆匆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前往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的关系更密切。那时的国民党，还不是后来那个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专制的党，他们与共产党，依然是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同一战壕战友。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多已南下，京城里公认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兼了北方国民党的领导之责，其时，正与两党同志寄身于苏联使馆里。按说，杨度报警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时间潜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钊等多位“党人”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外交使团冲突，使馆从来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东交民巷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使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市井有谁知国士（10）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熟悉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是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说事儿呢——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前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有两个故事为凭。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正在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中排坐者，右为其妻黄华，左为其妾徐粲楞，后排左三为杨云慧，当时已嫁为人妇。　
　　左翼作家、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高领导，“国统区”里的主流文艺人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遗墨。这次接见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和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还有一事：“文革”时，杨度的老妻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的“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去父亲的好友章士钊伯伯处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