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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0李敖通电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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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为了统治的需要，一八九七年，于台北医院附设医学辅习所，九九年改为总督府医学校；一九一九年改为医学专门学校，是为台大医学院的前身。同时，又设立农林、商业专门学校，二八年开办台北帝国大学（台大前身）。但据矢内原忠雄指出：
日本专制的统治，又其资本家企业的确立以及官吏及其它日本人来台湾的要求，乃使台湾教育机关的发达，这样受到了延迟。而一九一九年教育令的颁布，尚有三种原因：一则由于世界大战后民族运动的风潮波及台湾的结果，为了应对台湾人的文化要求；二则由于台湾的资本主义化，以世界大战为大好机会而飞跃发展的结果，随其生产及资本集中的高度化，使在经济方面也须提高普通教育及技术教育；三则由于台湾在住日本人的弟子增加的结果，致有设置高等教育机关的必要。而台湾人与日本人的教育系统不同，教育程度较低；台湾人的地位，只可做日本人的手脚；这在制度上，也有其遗迹。但是，一九二二年以后的发展，则以「日本人台湾人的共学」与「高等教育机关的兴创」为其特征；因此，一方面在外表上似已完成台湾教育制度，同时在事实上，则高等教育的重视超过普通教育，且由日本人独占了高等教育机关。
其实这些高等学校，尤其是台北帝大，根本是为日人子弟而设立的，台湾子弟能入学者极微。台湾子弟欲深造者只能前往日本和祖国大陆念大学，也有极少数前往美国留学的。
日人在台殖民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提升台人的文化与知识，而是为了贯彻日人殖民统治的行政和经济剥削。尤其是日语教育是为了「地方行政设施」的，所以，是非常严厉的，在学校不准讲汉语（台湾话），一讲汉语即施予各种处罚。这种严厉的国语教学法，一些台籍教师一直沿用到光复后，除了台湾外，大陆各地的国语教学法都没有像台湾这样严厉。李登辉抱怨其孙女在光复后的小学里，一讲台湾话就被处罚，其实是把日本殖民统治的国语教学法残余嫁祸给光复后的国语教学政策。
真孙子拜完假孙子报到
战后，日人西野英礼就指出日本在台殖民地教育的残暴和野蛮，他说：
台湾的新文化就在胎儿时的情形被绞杀了。由于日本人的教育，台湾人民的精神负担与被破坏的情形很大，是无可比喻的；企图使台湾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后还要使台湾民众的痛苦再挨几十年？我以为在日本的台湾殖民地化之中，最受夸耀的教育制度的确定，不就是对于住民最为野蛮的行为吗？我以为这是比任何血腥的弹压，还要来得野蛮！从最近新闻杂志的记事看到日本话在现在常被使用，就好象被害之深重新被指出；同时其记事的愚蠢及得意的样子，使人不堪忍受。殖民地化的结果，不可以说是恶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来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结构上可以产生巨大的恶，这就是殖民地制度。
但是被台独奉为圭臬的王育德着「台湾——苦闷的历史」中，却有完全不同的「皇民化」的体会：
日语的使用并非仅止于语言的问题。语言是表情达意的手段，学习量达到某一程度，就会引起质变，还会规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观。当然，语言背后的文化体系的优劣对这一点发挥极大的作用。不知这是幸或不幸，台湾人由于日语和日本文化而从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社会，因此日语似乎可以说给台湾人带来相当大的质变。
当时已经有许多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日本国内和台湾岛内，处于跟日本人几乎无法区别的状态下，和日本人并肩活跃。前往中国、满州和南洋的台湾人，被当地人视为日本人，体味到优越感。
台湾知识分子真的和日本人「几乎无法区别」吗？我们愿意请后藤新平来答复王育德，持地六三郎在「台湾殖民政策」一书中，引述后藤新平民政长官接见总督府医学校的学生时说：「你们如果要求与已经三千年来对皇国尽其忠义的日本人同等待遇，则今后以八十年为期，努力同化于日本人，在此之前，纵有差别，亦无可奈何；不作不平之鸣，以为全岛民示范。」
【附录】台湾人殖民地伤痕——「皇民化」的历史与真相（王晓波）
王育德也许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二战时台湾兵与日军前往中国大陆、满州和南洋，成为强暴当地妇女的「猎女犯」时，「被当地人视为日本人，体味到优越感」了。这也就是一些「皇民化」台湾人至今仍对中国人「体味到优越感」，犹有「台湾优先，台湾第一」感觉的原因了。
西野英礼提到的「台湾的新文化」，是指二０年代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台湾新文化运动。
日据时期「无产青年」夺取文化协会领导权的领袖连温卿（黄信介的亲舅舅）在光复后曾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台湾人反日的民族自决及民族主义思想。总结而言，从头到尾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是与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并存，并与它有不可分开的密切关系。」
台湾新文化运动有蒋渭水推动的「台湾文化协会」，有张我军、赖和推动的台湾新文学，其言论刊物主要有蔡惠如、林献堂和旅日学生创办的「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
「台湾民报」就不时痛批当时「皇民化」头号「御用绅士」辜显荣为：
以少数走狗藐视多数民众的要求，伪造民意假公行私，阻碍同胞之进步，误国殃民是民贼而兼国贼，死后灵魂欲归依救主见上帝，一不可能。为富贾而不仁，为劣绅而不义，卖同胞自由更无慈悲，欲求免坠落十八地狱的永劫，二不可能。以小人而称大人，胸无点墨，眼有财神，善巴结与应酬，是三等的下流，欲泼尽淡水河的水，以洗民贼二字的羞，三不可能。
批判「皇民化」御用绅士也是台湾新文学的主题，例如，陈虚谷的「荣归」是描写王秀才的儿子王再福留学日本，并获得文官考试及格，衣锦荣归的一幕。当这位新贵在回乡的火车上，有日本人，也有台湾人，陈虚谷描写着：
他有时偷眼看座中的日本人，视线都一齐集在他身上，他愈觉得骄傲得意，他想对他们说：我是高文（高等文官）的合格者，是台湾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国的秀才，断不是你们想的寻常一样的土人（指一般台湾人民），劣等民族。
乡人们以酒席演戏来欢迎这位新贵，并请他致词，王再福愈说愈起劲时，台下的乡亲开始议论着：
「他日本话说得很流利呀！可惜我们听不懂，太扫兴！」「日本话定然比台湾话好讲，不然今天的宴客，全是台湾人，他何苦讲日本话？」「他是到过日本很久的，恐怕是把台湾话忘掉了。」「笑话！真正岂有此理，不过是做官人讲讲官话吧了。」「方今是日本世界，讲日本话就是尊严的表示，是一种示威呢。」
除了御用绅士外，最为台人痛恨的当为台湾人警察，为了向日本主子表功，比日本人警察更刻薄凶狠欺侮自己的同胞。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称日人为「四脚仔」，台湾人汉民族为「两脚仔」，而称这些御用绅士和台湾人警察为「三脚仔」。
杨守愚的「罚」是写当警察的台湾人也学着日本人一样来欺侮自己的同胞。当旁观者以大家都是台湾人的身分来为被欺侮者求情，那台湾警察不但表示耻于和台湾人一样，并且露出一副凶恶的走狗嘴脸，说是：「难道本地人犯了法，我们做官的就不应该认真惩办他吗？」而终于引起一青年激愤的说：「哈，是的，我忘记了，失礼失礼，一时我倒忘记了你俩是╳╳（按：可能『走狗』）。」
在台湾新文学作品中，描写这种台湾人警察的主题非常的多。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就是日据时期的台湾人警察，台湾的年轻记者不了解过去的台湾历史，在其逝世时还曾报导，李金龙勤为乡人跑腿，而被尊称为「三脚仔金龙」，真是马屁拍在马腿上。
李登辉不但不以「三脚仔金龙」为耻，甚至于连「子为父隐」也免了，而在其「台湾的主张」中大言不惭的说：
就我的人生来说，最大的幸福是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让我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父亲李金龙先生，毕业于警察学校（警察官练习所），曾担任十多年的刑警。当时在台湾，仅有少数人能就读警察学校，和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一样，都属于社会的「菁英阶层」。母亲江锦女士，为地方保正之女，家境还算好。
台湾人警察和保正都是「三脚仔」，「三脚仔」变成「菁英阶层」，这果然是李登辉「三脚仔」阶级的阶级观了。「三脚仔」冒充台湾人的代表，这是台湾价值观念的倒错，也是台湾历史的扭曲。
【附录】台湾人殖民地伤痕——「皇民化」的历史与真相（王晓波）
卢沟桥事变，从台湾史看来，是老早就有预谋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第十七任总督小林跻造在就任时即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治台政策。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起「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三大日本新闻停止汉文版，台人自办的「台湾新民报」汉文版缩减一半，并限于六月一日前全部废止。
「七七事变」爆发，台湾军司令部发表强硬声明，并对台民发出警告，禁止所谓「非国民言动」。八月十五日，台湾军司令宣布进入「战时体制」。九月十日，设置「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开始强征台湾青年往大陆战场充当军夫。九月十八日公布「军需工业动员法」。接着，又公布「移出米管理案要纲」、「防空法台湾施行令」、「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台湾农业义勇队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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