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1923年1月8日，他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不愿有一个津派内阁，后来看见张绍曾的所作所为，脱离了津派的政治阴谋轨道，主张先办统一，后办大选，才觉得这个内阁在目前阶段对他是有利的。同时，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才能抵制最高问题的进行。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十分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他打算仿照袁世凯的老办法，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黎却主张授为兵工督办，这两个意见都受到国民党议员的反对，没有发表。对于奉系军阀，张绍曾找到曾充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礼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上年（1922年）5月10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而不顾及保、洛两方面的反对。可是鲍启元打了几个电报给张学良，就像石头投入大海，没有接到回答。　　　　
　　　　津派早已看出张绍曾是个并不十分听话的人。张绍曾的先办统一后办大选的意见，与津派先选总统愈快愈好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与保、洛两方面的武力统一政策，存在严重分歧。另一方面，张内阁的登台，本来是用政治分赃的诺言，取得国会的通过的，后来由于阁员不敷分配，国会各政党不能染指，他们认为受了骗，因而恨恨不已。以上情况说明，张内阁从成立的一天起，就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内阁。　　　　
　　　　闽、粤两省的新风云，是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1923年1月7日，孙部开拔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1月15日，陈炯明兵败倒台。李厚基在同一天取道汕头出走，“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来。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得顿兵不前。　　　　
　　　　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逆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缉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这些命令就是张绍曾实现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孙传芳，是为了敷衍吴佩孚。但是孙传芳不能单人匹马到福建“办理善后”，因此这个命令既不能适应福建境内各方面的要求，又不能满足曹、吴的愿望，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矛盾。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1月25日，他通电发表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纷纷表示赞成。孙中山派徐绍祯到北京接洽和平统一。张绍曾认为裁兵问题必须召集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才能解决，仍然主张先召开“国事协议会”，解决统一问题。黎、张两人准备派代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讨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　　　　
　　　　1月26日，广州发生了江防事变，张绍曾错误地认为孙的势力受到挫折，已经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所派代表终止出发。同时，曹、吴竭力催促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以前吴佩孚认为沈鸿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此时又想利用他拆孙中山的台。这个问题以前张绍曾以去就力争，拒不发表，此时看见沈鸿英在广州大为得势，他又动摇起来，打算先发表沈鸿英督粤的命令，但因受到国民党议员的反对，没有发表。　　　　
　　　　1月30日北京政府下令，嘉奖陈炯明下野，希望“广东主客军互谋谅解，勿再从事私争”，并派林俊廷为广西军务督理，丁槐为两广慰问使。这道命令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满：陈炯明是孙中山所切齿的叛徒，已经被逐下台，北京政府不应予以奖励；而任命桂系军阀林俊廷为广西督理，也是对国民党的不友好行为。这道命令同样引起了直系军阀的极大不满，曹锟、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蔡成勋联名电催发表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吴佩孚的代表钱秉鉴连日坐守国务院，当面催促，张绍曾感到十分为难，又想先发表孙传芳督闽的命令，以减轻来自洛阳的压力。　　　　
　　　　就在这时候，齐燮元派孙发绪携带“统一方案”到北京，方案内容分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裁兵问题、财政问题、善后问题五项。这个方案实质上是先统一后裁兵，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一个计划。在善后问题上，建议设立元帅府安置高级失业军人，以孙中山为元帅府首长；设立元老院安置高级政治流氓，以段祺瑞为元老院首长。这个计划的幕后设计人，有下台军阀靳云鹏等，由投机政客孙发绪起草，齐燮元出面，并叫孙发绪带到北京来先统一北方意见，征求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绍曾共同签字，然后向南方正式提出。孙发绪到处宣传某人某人愿意签名，其实是“买空卖空”的手法，首先曹、吴两人就是反对设立元帅府的。黎元洪在一次宴会上，痛骂“孙发绪公然造反”，孙发绪看见风色不佳，就溜到保定做曹锟的高等顾问去了。　　　　
　　　　统一问题虽然困难重重，张绍曾并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发表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督理、省长的任命令，再来一次“纸面上的统一”。吴佩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与之相同，他曾劝诱湖南取消省宪，如果不愿取消，则由北京政府任命赵恒惕为湖南督理，赵可以采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对的态度，借以表示“赞助统一”。但是张绍曾根据各方情报，知道这些命令如果发表，一定会引起西南各省军阀的否认，因此又不敢发表了。　　　　
　　　　二张内阁辞职、复职的戏剧性表演。闽粤两督理命令发表。上海和平谈判失败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22日北京政府发表了尊重约法的命令，这个命令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阻止孙中山在广东重组政府，另一方面阻止曹锟以武力篡夺总统，或者采取非法手段促进总统的选举。因为国会已在北京复会，另组政府就是破坏约法的行为，而在宪法未完成以前选举总统，也是违反约法的行为。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2）

　　　　孙中山并未关闭和平之门。2月24日通电，重申先裁兵后统一的主张。电报指出：“江防司令部之变，黎张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其为浅薄，至可慨叹。……直系诸将对于裁兵主张，久付暗默，报传洛吴于自治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文犹未忍以不肖之心待之。……文愿先行裁兵以为首倡，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28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四人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但是曹、吴认为孙中山回到广州称起大元帅来，就是破坏约法，破坏和平，主张下令加以“讨伐”。曹锟派项致中、吴佩孚派李倬章　到北京，催促发表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曹锟在一天内连打几次长途电话来催问。项致中看见张绍曾十分疲塌的样子，拍案大骂他“全无心肝”。3月8日，国务会议决定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并用总辞职的手段回答两大军阀的压力。当天以内阁名义发出庚电说：“绍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为指归。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民。”这个电报发表，立刻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广泛同情（除国民党和直系军阀），认为这个内阁两个多月以来的一切措施，虽然极尽颠倒错乱之能事，但还不失为“硬骨头”，敢于与大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这种勇气和决心，是北京政府历届内阁所无的。　　　　
　　　　但是事情的真相马上被揭穿。原来内阁阁员分为府派和保派，政学系阁员李根源、彭允彝属于府派，高凌霨、吴毓麟、刘恩源则属保派。黎元洪要拉拢孙中山，同时由于孙、岑合作的关系，政学系阁员也反对发表足以伤害孙中山的任何命令。3月8日，张绍曾在军阀的威胁下拟就两道命令，一道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一道“诰诫”孙中山勿在广州组织另一政府。政学系阁员反对第二道命令，保派阁员则主张下讨伐令而不满意于下诰诫令，双方意见不合，竟至拍案对骂。吴毓麟首先大喊大叫，“内阁不能统一，我们不如及早下台”。张绍曾也表示除下台外别无他法。因此，大家作出了内阁总辞职的决定。张绍曾为了骗取全国同情，就用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作为内阁总辞职的借口。　　　　
　　　　内阁的庚电引起了国民党和直系军阀的极大反感。国民党反对的是“僭名窃位”四个字，直系军阀反对的是“枕戈待旦”四个字。国民党议员发表通电，指斥“僭名窃位”的不是别人，正是张绍曾自己，因为黎元洪并非合法总统，黎所提出的内阁当然也是不合法的。　　　　
　　　　张绍曾提出辞职后，时刻期待着各方面的挽留电报，并吩咐国务院随时将这些电报油印出来分发各报发表。果然卢永祥、何丰林、王永泉都有电报挽留他。这些皖系军阀对他并非具有好感，而是借题发挥地打击曹、吴。这些军阀都不是北京的当权派，他们的声音不足以左右北方政局。于是报上又发现了吴佩孚的“昌密”灰、真两电，这是强有力的声音。有一位记者怀疑吴佩孚不会支持张内阁，打电报问洛阳，那边的回电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过这种电报。”　　　　
　　　　倒是黎元洪真心不愿张内阁下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