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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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问洛阳，那边的回电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过这种电报。”　　　　
　　　　倒是黎元洪真心不愿张内阁下台，他声泪俱下地请求吴景濂、王家襄支持这个内阁。张绍曾也表示愿意帮总统的忙，不使政务停顿，每天在私宅处理公文，副署命令，仍然像是一个在职的总理。　　　　
　　　　张绍曾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张疯子”，说他做事有头无尾，并举早年滦州兵谏一事为例。他宣布辞职后，疯病发作得更厉害，经常喃喃自语地自称为九重天宫的古佛下降人间，当代人物多系他手下的星君托胎转世，但也有妖魔鬼怪下凡作祟，他念动经文，请求仙师赐以神斧斩尽群魔。3月16日，他忽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回京复职，又派汽车守候在东车站，等到专车开回时，就把这些阁员迎接到自己的住宅，讨论复职问题。果然，17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服帖地回来了。刘恩源在谈话中首先炫耀自己是保定的“留声机器”（传声筒），保定所提的两道命令如肯发表，当然可以复职。吴毓麟认为今天不必多所讨论，命令发表与否一言可决，我们复职与否也就一言可决。于是张绍曾表示“意见已趋一致”，定于19日全体复职。　　　　
　　　　闽、粤两省督理问题虽是内阁总辞职的导火线，但是津保政客集团早已决定了“阁员倒阁”的计划，为什么保派阁员又肯跑回北京来复职呢？原来这里面又有一个内幕。在此以前，张绍曾秘密向曹锟表示，对南方针完全一致，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可以发表，曹锟也就应允维持张内阁，电嘱刘、吴两人回京复职。　　　　
　　　　内阁复职虽已决定，张绍曾究竟觉得发表这两道命令，对自己的面子太不好看，想仿照蔡成勋为江西督理的前例，用参陆办公处的电令发表，而不用总统的命令。这个意见不为保、洛两方面所接受。　　　　
　　　　19日，张内阁复职后举行国务会议时，吴毓麟首先提议讨论闽、粤两省督理一案。张绍曾说：“我已大彻大悟，今天一定要发表这两道命令。前些日子，我们为了这个问题闹辞职是错误的。”他的话刚说完，以前坚决反对发表这两道命令的两位政学系阁员一致附和，李根源愿意负责疏通总统盖印。原来他们为了保全位置，也不得不扯起顺风旗来。　　　　
　　　　3月20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光、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一、第二两师师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为军务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这些命令超过了保、洛两方面所要求的范围，督理以下的任命令都是张绍曾自己加进去的，这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讨好保、洛两方面，同时用以粉饰这些命令并非出自军阀的胁迫，而是内阁主动地决定的。　　　　
　　　　这些命令是向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公开挑战，张内阁上台后卖和平统一的野人头，到此原形毕露了。　　　　
　　　　4月3日，北京政府继续任命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显然具有调动海军进攻广东的意图。同日，任命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护军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这是把一切反对孙中山的势力集中起来，以便总攻广州的具体表现。　　　　
　　　　但是黎、张两人还像做梦一样，不肯放弃和平统一的进行。除3月27日丁槐以总统特使名义到广州慰问孙中山并拟授为“全国兵工督办”外，4月7日王宠惠又以内阁代表名义携带全体阁员的联名函件南下，劝告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府，或者到北京，或者到上海赞助和平统一。黎还授意金永炎致函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表示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希望湖南也赞助和平统一。　　　　
　　　　4月15日，张绍曾到保定商谈对孙、对奉等问题，并同意齐燮元所提的召开南京会议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建议。曹、吴本来把黎、张二人所进行的和平统一当作痴人说梦，但是正要利用他们分化南方，所以曹锟对张绍曾的和平建议采取了“姑妄听之”的态度。　　　　
　　　　王宠惠到上海后，4月11日曾与孙中山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等进行统一问题的谈判。胡等提出北京政府撤销闽、粤两省督理为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孙洪伊还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条件。王宠惠的随员杨天骥电告北京，如欲孙文下台，吴佩孚必须同时解除兵权。报纸把这个电报登出来，徐谦、孙洪伊曾质问王宠惠：“此说从何而来？”　　　　
　　　　4月16日，沈鸿英果然在吴佩孚的指示下带兵进攻广州。孙中山电令驻沪代表向王宠惠提出严厉质问：“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3）

　　　　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北京政府于4月21日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式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企图拉拢陈炯明旧部与沈鸿英合作夹攻广州。孙中山电令驻沪代表，北方如欲言和，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当然，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因此这个具体而微的上海南北和会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王宠惠本来想做孙中山与吴佩孚之间的桥梁。孙、吴关系破裂后，4月24日他到广州谒见孙，随即出国到海牙就任国际法庭的审判官去了。　　　　
　　　　三北京学生发起驱彭运动。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政治性大罢工，直系军阀对罢工工人展开了血腥屠杀　　　　
　　　　在军阀统治下，法律是用以镇压劳动人民，巩固他们专政的工具，根本谈不到人民权利的一章　。但是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常发生狗咬狗的现象，在这一情况下，法律是为强有力的军阀服务的。即如罗文干一案，仅就受贿部分而论，罪名不能成立，北京检察厅已经决定不予起诉，由于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有罪，法院的裁决书便不敢发表，罗文干又被解往看守所收押。这一事件，引起了当时士大夫之流的普遍不满，帝国主义也指为小国司法制度不良、蹂躏人权的一个证据，并且引为不能废止领事裁判权的借口。　　　　
　　　　张内阁上台后，1923年1月11日检察厅仍然认为此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并将罗文干、黄体濂二人释放出来。接着，五省直系军阀一致抨击法院裁决不当，通电要求重行处理。而司法总长程克为了讨好军阀，15日公然发表部令，又将罗、黄两人逮捕入狱。　　　　
　　　　国务会议讨论此案时，由于缺少告发人，想不出一个定案有罪的法律根据来。彭允彝建议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出面为告发人，申请法院复议，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彭自告奋勇起草咨交法院的文件。消息传出来，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不惜逢迎军阀，破坏司法独立，不愿在这样一个卑鄙政客之下供职，即于18日辞职出京。　　　　
　　　　1月19日，北大学生到公府请愿撤换彭，彭是府派阁员，黎借口总统不能干涉内阁，不予接受。北京各大专校长支持学生的行动，联名呈请去彭留蔡，彭忿而辞职，黎将辞呈退还。北大学生代表又到众议院请愿否决教育总长的同意案，议长吴景濂公然指挥院警殴伤学生多人。24日，学生又到参议院请愿，该院议员竟以学生“聚众要挟”为由，通过彭允彝的同意案以示报复。　　　　
　　　　1月31日，北京专科以上学生分批出发讲演，向人民群众控诉内阁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国会违反民意以及议长指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同时学生代表十余人又一次到公府请愿，黎回答说，已电请孑民（蔡）回京复职，教长问题须由内阁、国会解决。2月1日，学生代表又到国务院请愿，张绍曾对于彭允彝应否撤换并不回答，只说阁员同意案已由国会通过，未便有所变更。　　　　
　　　　北大、高师等六校学生鉴于政府、国会都不讲理，请愿无效果，决定停课，并对教育部宣布“独立”，不接受彭允彝署名的部令和公文。六校教职员一致支援学生的行动。因此，北京又一次出现了以驱彭为目标的学生运动高潮。北京政府认为“学风不良”，2月9日下了整顿学风的命令。　　　　
　　　　与此同时，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人民权利，成立全路总工会，直系军阀竟然采取疯狂屠杀的手段来镇压工人运动，这一暴行使吴佩孚与人民为敌，特别是与工人阶级为敌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京汉铁路工人自1920年5月以来，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下，先后用“工人俱乐部”的形式组织了自己的工会。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来，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2年1月，香港海员爆发了以反对外国资本家为目标的大罢工，以封锁香港为斗争策略，在全国工人的热烈支援下，英帝国主义终于被迫屈服，罢工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同年5月1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明确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并通过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总机关。自此以后，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在党的领导和革命新形势的推动下，京汉铁路工人决定把全路各段先后成立的“工人俱乐部”联合起来，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事前同意成立总工会，承认将1月28日的例假与2月1日调换，以便工人前往郑州开会，并允加挂客车、发给免票，以供工人代表和参加大会的来宾之用。不料这个笑面虎一面讨好工人，一面向吴佩孚告密请求武装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