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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之躯-劳伦斯传_2-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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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廉价的，没有样子的草帽。
但在9 月16 日收到从达克华斯处寄来的50 镑现金时，他便是相当富裕的了。
两天以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又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向南而行了，到达了加格兰诺，
二个月之后，他在那里完成了《儿子和情人》的写作。
与他那天色阴沉的诺丁汉和经常下雨的英格兰相比，这里是一种绝然不同的生
活。现在，他是生活在被阳光晒得乌黑的人们中间，以后，他将称颂这里的人们。
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是明媚的。这个年轻人正在改变自己去适应那个时而欢快，时而
忧郁的德国女人，随着他们生活时光的流逝，白昼在阳光下变得越来越灼热，太阳
在这里好象比北方更接近地球，金色的光焰热烈地照耀着大地。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对年轻的劳伦斯很有作用。他以前经常赞美北方的自然景
色，这样的赞美在《白孔雀》和《儿子和情人》中比比皆是，而且是用一中浪漫主
义运动时期作家的目光和手法去进行观察和描述的，常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为之感
动。但是，对南方自然景色的感受，使劳伦斯发生了变化，而且渐渐地对自己以前
对工业区的自然风光的描写感到愤怒。这种感情在《儿子和情人》中还无特别的表
露，虽然此书完成于南方，但对那个地方并无提及，在上一个世纪，易卜生在意大
利写下了他的许多剧作，这些剧作讲的都是北方的事情，虽然，在作品的这里或那
里都有一些南方的记印，例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跳的塔兰泰拉舞。在《儿子和
情人》中没有塔兰泰拉舞，甚至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这两部用在加格兰诺
写下的素材而写成的小说中也没有这样的描写。
另外，劳伦斯不喜欢工业社会题材的作品，因为他读过的19 世纪的各种作家
的作品：托马斯·卡莱尔（那位成为工业界巨头之前的年轻的卡莱尔），马休·恩
诺德，约翰，拉斯金和威谦，莫里斯，下面这些从格拉姆·马丁的《工业主义和文
化，1830——1914》（1970）一书中的摘录就说明了这一点。
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以及他们的手都变得机械了。他们丧失了对任何形式的个人
力量和自然力量的信仰。他们所希望和为之奋斗的并不是内在的完美，而是外部的
联系和安排，是规章制度——这样或那样的机械主义。他们所有的努力，联系和观
点都是机械主义的，都有机械主义的特征。（卡莱尔1829）
正是向这种现代最为邪恶的机器的降级和堕落，才把许多民族的人民引向为一
种自由而进行的、徒劳的、无条理的、毁灭性的奋斗之中，而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
这种自由的本质（拉斯金，1853）
我曾说过，对机器的信奉是困扰我们的一种危险；我们经常荒唐地将机器置于
一种不相称的地位，这样的机器，如果真有什么益处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
人们总是信奉机器，好像其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价值似的。（恩诺德，1869）
正是这种对商业的迷信之中有一种内在的终结，这种迷信认为，人是为商业而
造就，而不是商业为人而存在，在这样的迷信中，艺术也暗然失色；人们已不再是
在偶然的时机借助于这种迷信，这样的迷信已充斤于我们日常生活。机器，铁路和
如此种种的东西，现在确实控制着我们，但本来完全可以为我们所控制。（莫里斯，
1883）
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只是偶尔提到了那个主要画面中的这种丑恶之处，
但此书以后的大部份作品中，这样的论述就在其后影响着他，虽然直到他感受到了
意大利乡村城镇的阳光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在加格兰诺，劳伦斯也正在
使自己关于生命的力量的思想定形下来。他在给欧内斯特·柯林斯的一封著名的信
中说，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他的宗教；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观点中，
他试图将生命和思想置于相均衡的位置上——用劳伦斯的术语讲，“生命知识”和
“思想知识”，然而，在领略了意大利的阳光和看到了这里的农民们的无忧无虑之
后，他当然会从过去的阅读中记起那些19 世纪的作家所看到的，机器主义的危险
和机器主义的根本原因，工业主义的侵蚀作用。
已故的维凡恩·德·苏拉在他1951 年的一次有关劳伦斯的题为：“D ·H ·
劳伦斯：中西部的预言家”的讲座中，将劳伦斯置于英国文学史上的大预言家的
“长列”之中，这些预言家包括“14 世纪的兰勒德，16 世纪的莫尔和拉提默；
17 世纪的班杨以及18 世纪的布莱克、卡莱尔和莫里斯”，平托教授补充道：
“劳伦斯是这个行列中最晚的，但决不是最末尾的一个人物。”
（五）意大利的黎明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加格兰诺一直逗留到1913 年，这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安宁的
一段时期。如前所述，《儿子和情人》的结束，意味着他过去经历中许多艰难坎坷
的结束。在加格兰诺，他开始了新的创作活动，这就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二阶段的两
部成功之作，《虹》，完成于1915 年，《恋爱中的女人》，完成于1916 年末或
1917 年初。加格兰诺还是阿依金的延续，而且现在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一起生活不
只是两个月，而是整整7 个月。从《瞧！我们走过来了！》的诗中，可以明显地看
到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他们的第一次意大利旅居中幸福和欢乐的表露；在那里写成的
诗中最末一首《春天的早晨》（即被郑重其事地称为《天堂重人》一诗之后的那一
首）这样说：“在粉红和蔚蓝之中／在天空和杏花之间／一只麻雀展翅飞翔／——
我们走过来了……”那些日子里，墨索里尼的工程师们还没有将那湖的西部石崖上
的加德埃森安纳·奥西登托凿穿，“由于后面陡峭的山岩”，从利伐去加格兰诺的
唯一途径就是坐船。劳伦斯从皮艾特罗·帕奥列（一个“头发灰白的意大利老头，
举止温文尔雅，下巴像狗，并有一个40 岁的可爱的妻子”）那里租用。
维拉、勒盖那的底层空房，80 个里拉一个月，在那时大约合63 个先令（不
计兑换费），或15 个半美元，“包吃包．住，服务齐全”。与绝大部分意大利语
的习惯用法相矛盾的是：此旅馆名维拉·勒盖那，其字母e 上有一个重音符号。
在那里，弗丽达第一次认真地开始操持家务，但是，炉了和铜锅是很难对付的！
她不得不经常打断劳伦斯的写作——“鸽子肉烧焦了，我该怎么弄”？
——然后，他会和颜悦色地过来帮助她解决种种困难。“我第一次洗床单简直
如遭一次灾难”，弗丽达回忆说，“那些床单是那么大，那么湿，湿得不得了。厨
房的地上像发了大水，桌上尽是水，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劳伦斯又一次来营
救了她，将厨房的地板擦干，将床单挂到了花园里。“如果你听说我们被谋杀的消
息的话，”他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说，“那就是弗的过错。她从卧室向外面马
路上倒水，浇到了一个在墙边行走的老太。我必须把所有的门都锁好，我们坐在另
一间卧室里，还好那里没有警察。”村中偶而也有喧闹的时候；伤员们从特里普尼
泰恩战争的战场上回来。
这些情景后来一定使劳伦斯觉得很有趣，因为，14 年后，他翻译了吉奥凡尼·
弗欧加的《卡拉勒里亚·勒斯蒂堪纳》，其中，开始的一段描写了那个爱说大话的
士兵托利杜，回到了一个西西里乡村，“穿着他的军装，戴着一顶红色的无沿帽到
处眩耀”的情景。然而，劳伦斯在加格兰诺的生活并不全是富有幽默回味的家庭琐
事和对回乡士兵的嘲讽性的观察，《儿子和情人》最后一稿的写作是一桩痛苦的事
情，这比他以往任何时候的创作都更使他受折磨。
爱德华·加纳特有关《保尔·莫里尔》的眉批，是他改写此故事的指南，劳伦
斯感到这些评论是“一种力量和良知的特洛伊。”当劳伦斯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稿之
后，他写信给他的顾问说：“我告诉你，此书获得了一种形式——形式：我——直
在追求它，用我的汗水和心血——但是这种汗水和心血远远比不上劳伦斯为摆脱过
去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代价。对此书手稿的更深刻更生动的修改，与先前一稿相
比，需要更深刻地反思过去。作家往往通过写作来摆脱过去，有时这种过程是有意
识的，有时却不，其效果往往取决于涉及的感情之深度和强度。在宗教中，求得赦
兔的忏悔需要一种对灵魂的痛苦的搜索；在精神分析中，想要根除精神疾病的病人
必须在痛苦的回忆中摆脱那些作为诱人的受到刺激的经历；在文学中，这种过程大
体上是一样的。
弗丽达记得，当劳伦斯写到他母亲之死的时候，他竟病倒了，他的这种悲痛也
使她十分不安。他告诉她说，如果他的母亲还活着的话，她是不会允许他去爱弗丽
达的：“然而，我认为他挺过来了；只不过是，这种疯狂和强烈的爱已使那个孩子
受到了伤害，他没有那么坚强去经受这样的压力。”然而：
“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诞生两次：首先是其母亲孕育了他，然后他必须由他所
热爱的那个女人再生。”不过，对于劳伦斯对往事的忧伤，她并不总是报以同情。
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讽刺短文，题为：《保尔·莫里尔，或他母亲的小宝贝》，劳伦
斯读后冷冷他说，“这种东西不能称作讽刺短文。”另一次，也许是在加格兰诺，
或更早一些在阿依金或梅尔赫芬的时候，弗丽达在劳伦斯大学时代在他的作业本上
写给他母亲的一首诗旁写下了一些言辞激烈的眉批：
我恨这个——天啊！！！我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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