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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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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荣禄致四川总督奎俊书),《要录》有节录,页一三。)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曰《上谕),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摄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义和团”与“红卫兵”后映前辉  
  大体说来西太后之扶植“义和团”与六十年后毛主席之玩弄“红卫兵”,筒直是后映前辉,一模一样的。他二人自以为掌握了兵权政权,对一个民间的群众运动就可发可收,终于亲贵骄纵、大权旁落、一发难收,最后闹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结果也没有两样!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她在中央政府里所表现的那一套纵横捭阖的本领,可能还在后来的蒋、毛二公之上,她统治大陆的时间,也是蒋、毛二公的总和。但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  
  —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街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欣;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欣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欣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干不该万下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街的行为也两模一样。——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  
  要悬赏杀尽中困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  
  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 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教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下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  
  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富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阳信县令禀》,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随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教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 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 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南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闲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隋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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