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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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相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瞻。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造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轻重伤二十三人；余九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专栏报导。）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欢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且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足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混沌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光禄寺卿（主祭祀谯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后三人均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后来此三大臣也均为主战派所杀。　　
　　此时朝中满族亲贵（除荣禄称病不愿表态之外）在载字辈四人帮，尤其是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领导之下，连八二高龄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旗）父子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　　
　　笔者此处所言汉满、和战之分。并不是说主战派中无汉人。李秉街、赵舒翘皆汉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满人。主和被杀之五大臣中，内阁学士联元即是进士出身的镶红（汉军）旗人。在和战争论中，联元坚持“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遂为端王所杀。另一主和派户部尚书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驳载漪“民可用”之论，说“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也以言祸被杀。（以上均见《清史》本传）这些都是多数中无权的少数，其言行无足重轻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龚大人的绝食待命期间，对和战两策还在踟蹰之间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个人的一念之间顷刻便可决定这架和战天秤的轻重。　　
　　慈禧不是个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尝没有想到联元的名言。一国且不能敌，况八国乎。事实上南华四督的电报，和被诛三臣生前的忠谏，说得都比联元之言更彻底、更可怕。但是她毕竟是个知识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终敌不过地恨洋的感性。加以她始终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寒所据时她就派军机大巨赵舒翘、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何乃莹与刚毅于六月初相继去涿州视察，一探究竟。赵到底是个进士出身的高知，他与何市长因此都对众师兄的带功讲座能否“灭洋”存疑。可是继至的刚毅则对刀枪不入的气功表演大为折服，认为是神术可用。（见《清史·刚毅传》，及其它杂著。）　　
　　刚毅是太后的红人，也曾是舒翘的恩人。赵氏回朝怎敢顶撞刚相。聪明的何市长自然更会顺风驶舵。太后一旦对调查所得的结果如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甩”，　如予以“上等军械，奸为操演”，就可以化为劲旅，抗御洋兵一类的报告，稍加默认色许，义和团运动就进入北京了。　　
　　慈禧太后的红卫兵　　
　　北京城内发现义和团是庚子四月的事（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阳历）。但那是城内居民响应外界的组织。间亦有少数来自外府州县入京串连者，然为数有限。城防军警亦曾奉命严缉。可是自刚毅于六月中旬回朝复命之后，外州县的义和团就大举入京了。　　
　　一般都认为团众之来是朝廷导之。义和团本身也认为是“奉旨”入京“闹教”的。因太后颁发奖金，　他们要进京领奖！　　
　　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阴历五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戴漪也奉旨出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的死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受委（见是日《上论》，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页五九六）这就说明了四人帮夺权已完全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无转圆余地（详见下篇）。　　
　　第二，驻天津各国领事和海军将领也组织一支拥有二千零六十六人的“联军”——这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队长西摩（Admiral　Sir　EdwardH。　Seymour，或译薛慕尔）率领，也在这天自天津乘火车开往北京。声言加强东交民巷的防卫，保护十一国公使。他们车行至杨村，由于铁路为义和团所破坏，进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聂士成军，连同当地团民所包围。这是中外武装接触的第一次。这一冲突不论何方胜败，皆无退路可走。清兵若败，则联军便长驱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败，　则援军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实上最后便是这个更不得了的结局（见摩尔斯前书，卷三，页二二二、二一四），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义和团，便是在这一天大队涌入北京的。　　
　　义和团好汉是何等样人？我们不妨伫立街头，看看热闹。《庚子纪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抄与读者共赏如下：　　
　　……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囊襄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衣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乎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　　
　　朋友，你看过大陆上文革时代的电影吗？毛主席的义和团，和西太后的红卫兵，有何下同？其实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团、水清团、香河团、固安团、红旗、井冈山、奸派、屁派……的一支。这一支是红巾红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张辫帅杀掉的黄巾黄兜的“乾字拳”，另外还有黑的白的，他还未见到呢！（参阅《拳匪纪事》）仲芳先生也笑他们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但是他还未见过蒯大富、聂元梓等头头所领导的北京本地的“义和团”呢！他们是遍身罗绮、眉清目秀的高干子弟。你笑他粗笨？　　
　　红卫兵不是有文革小组、司令部和各级造反领导头头吗？　　
　　……他们造反的对象不是“赫鲁晓夫”、刘邓走资派吗？他们各派文攻武街，不是也曾和解放军武斗过吗？义和团照本宣科，样样齐备。　　
　　六月初有“义和团”万人整队入城。九门提督着了慌，闭门不纳。双方正相持不下时，怱有差官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开门，守城者不敢违，拳众乃一拥而入。辅国公不也是文革小组的首长吗？自此九门大开。拳众自四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经旬而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家家念咒、处处设坛。最后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　　
　　（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三〇六及《要录》页一四四。）　　
　　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六月九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云云。（散见阿英编《义和团文艺选辑》中，诗文随笔等杂著。）　　
　　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万义和团，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一指挥；由载漪、载澜等三兄弟从中协助。义和团入城第一步便是去庄王府中“报到”、“挂号”。关于战防的地点和时间，要听候上级“转牌调遣”（见《庚子纪事》）。当时“坎字拳大师兄”便住在庄王府内，上听庄王调遣指挥，下对徒聚发号施令（见“军机处杂件”坎字老团大师兄德，六月二十五日《通知》，载《史料续编》上册，页六一八）。那时众师兄用以杀人的那种形状奇特的“大刀”，其图案后来被洋人摆成ABC字母，用为污辱华人的象征。谁知用久了竟变成一种“东方艺术字”。在今日海外华人小区的招牌上、广告上、名片上，仍随处可见。然使用者已不知其历史根源矣。　　
　　杀人放火的收场　　
　　试问义和团小将十万人，如今摩拳擦掌，挤在北京城内，意欲何为呢，曰：他们来此为的是“闹教”；为的是“扶清灭洋”。　　
　　六十年后，十万红卫兵小将也挤在原处，为的是“造反”，为的是“兴无减资”。红卫兵把革命对象大致分成十等。地、富、反、坏、右之下，笔者这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