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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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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伦多夫1941年在乌克兰一接手第四突击部队的指挥权，就完善了这一屠杀手艺，由案头作案人变成了现场执行人。他不光是个冷漠地执行命令的人，而且野心勃勃，要将他的工作干得特别出色。他不在乎受害人，他主要关心凶手的幸福。因此他安排两名士兵枪杀一名受害人，想这样减轻枪杀小分队的心理负担。奥伦多夫似乎不仅相信他的任务是必要的，而且是心满意足地处理它。他给他的妻子写道，通过他的“人口政策的行为”，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贡献比在“帝国贸易组”更大。他要像经济政策的必要措施一样将大屠杀进行得同样有效。
奥伦多夫当然被判了死刑。但他直到处决都既没有意识到有罪也没有表现出后悔。“相反，”他的纽伦堡起诉人费伦泽告诉我们，“他的所有理由只有一个目的，甚至为屠杀孩子们辩护。”他回忆他拿着判决书去见被告的情形：“我问他：‘奥伦多夫先生，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您有什么要通知您家庭的吗？您有什么要说要写的吗？我能帮您忙吗？’这时他发愣地望着我，说：‘美国的犹太人会痛苦。您会看到您干了什么事。’”就连被判死刑后也认识不到。
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五个月里，被突击部队屠杀的苏联犹太人的人数超过了50万。私人记录也惊心动魄地证实了这一到处肆虐的残酷兽行。比如，党卫军中队长费利克斯…兰道1941年7月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我心里一点反应没有。没有同情，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这样一来什么都解决了。”另一处有这么一段：“我现在听着一段极其感性的音乐在给我的特鲁德写第一封信。写信时，已经在叫，快，突击小分队带上钢盔和卡宾枪，30发子弹……我们刚刚返回来。有500名犹太人列队被枪杀了。”
骷髅头第46节：种族狂热分子
屠杀作为感性音乐之后的讨厌的日常工作，“就这么回事”，不漂亮，但必须做——这就是言外之意。这段日记说明不了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和集体强迫，它是玩世不恭的例行公事的证据。
无论是党卫员成员还是调派的警察们犯罪，行为都是一样的。有时极其过火。1941年6月27日，第309警察营第三连连长皮波…施耐德尔率领他的摩托化队伍向比亚利斯托克驶去。当他和他的一些手下在城里发现了伏特加店时，他们不再犹豫——他们将库存抢劫一空，自己大喝一通。然后又极其有责任心地去执行他们的任务。营长恩斯特…魏斯少校命令他们在这一天对这座有8万人口的城市进行搜查，将所有犹太男子赶到一块儿——不能多也不能少。其他的事他听任他的连长自己决定。皮波…施耐德尔很清楚他该干什么。在他的部下眼里他是有名的“种族狂热分子”，他们都说，“一谈到犹太人，他就看到赤化了。”他的反犹思想和酒精作用相结合，上升为残酷的怒火。在追捕犹太男子时他在城里的街上至少打死了5名犹太人，连里的其他人都学他。一开始的集体迫害最后变成了有组织的枪杀。犹太人在一座公园里被一群群地消灭，直到深夜街上都枪声不息。幸存者被警察们赶进了比亚利斯托克的犹太教总会堂——人很多，被用枪托往里砸，直到一个也塞不进为止。吓坏的犹太人开始大声唱歌祈祷。然后皮波…施耐德尔指挥了那几个星期里最残忍的大屠杀之一：他让哨兵包围了这座塞满700多人的宗教会堂，拿汽油点着了这幢房子。从窗户向里面投手榴弹，增强火势。少数——身上已经着了火——想逃出会所的人，被机枪扫射倒了。
比阿利斯托克“行动”中至少有700名犹太人被烧死在犹太教会堂里，死亡人数2000左右，此次行动不是明确命令的结果，而是一些狂热的执行警察的自发行动。该警察营的其他人随大流或者“直觉地”满足了对他们的期望。愤怒的第221保安师的国防军士兵们找到醉醺醺的指挥官魏斯少校，他声称对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第309警察营的警察主要来自莱茵河比利时一带，他们服从过了头，成了屠杀犯。不是所有人都是皮波…施耐德尔这样的狂热的反犹分子或爱开枪的施虐狂。许多警察——和很多党卫军成员一样——是受团体的压迫行动的。他们觉得自己在战友中的名声比同受害人的人道联系感更重要。在他们看来，犹太人不属于让他们产生同类义务和责任的圈子。这甚至适用于汉堡的101后备警察营这样不同的单位。克利斯托弗尔…勃朗宁指出，很少有人找机会躲开某项特定的屠杀任务。
在党卫军中，“团结地”留在忠诚队伍里的强制性肯定还要大。于是党卫军小队长施文克尔无法请求撤销枪杀命令，因为据说他害怕其他人会将他“当作胆小鬼。我有故虑，担心我如果表现得太软弱，会对我的将来有所不利”，“其他人会觉得我不够坚强，不配做一名党卫军成员”。因此他试着使用其他方法，躲在屠杀小分队的背后。
由于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对付没有反抗力的平民，经常出现一种习惯效应。克利斯托弗尔…勃朗宁写道：“这场大屠杀最后之所以发生，因为一般情况下是个人较长时间地杀害了数千其他人。执行的凶手成了‘职业杀人犯’。” 他们中很多人在行动后用酒精麻醉自己。只有少数人逃避集体压力，拒绝亲手杀人。就算他们遭到了“战友们”的嘲笑，但没有案例证明这种拒绝招致了严肃的纪律处罚。也有人是自愿参加枪杀的。据他自己讲，在屠杀令下达后，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恩斯特…埃勒斯的反应是：“这一宣布让我如遭棒击，我根本无法理解，会下达这种命令。我绞尽脑汁如何才能避开这次任务，我决定请我的上司、突击部队指挥官内伯解除我的第八突击小分队队长的职务。内伯满足了我的这一愿望，让我从此加入了他的参谋部。”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虽然不是明摆着的，但是——正如前纽伦堡起诉人费伦泽所断定的——许多凶手屠杀时是那样细心，即使在追捕逃跑的受害人时也是十分积极，使得很多此类论据都难以置信。
在这个狭窄的圈子之外人们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国防军的士兵们对这些屠杀活动持什么态度呢？在很多地方他们都是镇压犹太贫民的目击证人，看到了在村子附近的处决，观看穿制服的德国人屠杀无辜者。但他们也看到了，案犯穿着不同于国防军的制服和肩章。“这些不是国防军成员，而是党卫军的特种部队。”前军官彼得…冯…德尔…奥斯滕…萨肯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突击部队屠杀时说，“国防军占领一个地方后不久，他们就将犹太人驱赶到一起，赶到集市广场上。那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很多士兵见了这一幕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措施？我们可不能支持他们呀！当时甚至能感觉到步兵们的反对。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很多人无所谓。”当时的415步兵团的二等兵卡尔…海因茨…德洛瑟尔在立陶宛的达格达目睹了党卫军的一次处决，它成了他的精神创伤。“我见到一个小男孩，也许6岁，他总是伸手向左边抓。我估计他父亲曾经站在那里。这时他身后的人拿起手枪，对着他脖子开了一枪，一脚将他踢进了坑里。这下我受不了啦。小男孩跟着我一直到今天。”德洛瑟尔从中汲取了教训：他后来救了犹太同胞，不让他们被柏林的盖世太保抓住。
在许多地方，国防军士兵被拉来担任集体枪杀的“理所当然的协助人员”。他们成为目击证人——不光是目击证人。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了犯罪，不是很多人参加了犯罪，但还是有很多——尤其是在城里。有些人的反应是吃惊，另一些是厌恶，只有少数人抗议过。几乎没有一个人问过原因。不少的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罪行，只是一直忙于自己的生存。还有一些人为突击部队的这些屠杀活动叫好，鼓励案犯，污辱临死的受害人。有时士兵也自己屠杀——经常，但不是每次都是执行命令。在寄回家的书信中谈到屠杀犹太人的这个最初阶段的相对较少。但当这些士兵休假回家时，他们谈论了，经常是掩着嘴偷偷地讲。这样，东方集体枪杀的消息就渐渐透露出去了。
这期间突击部队大规模地屠杀。在第三军团的战报中称：“在大行动的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报复性措施。最大的行动就发生在攻下基辅之后：这里主要是使用了犹太人及其整个家庭。”这些官僚语言所掩饰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1941年9月29日和30日在基辅附近的巴比雅尔峡谷里有33771名犹太人被第三突击部队的4a突击小分队枪杀。
骷髅头第47节：屠杀者的道德
1941年9月29日，德军刚占领基辅，一条长长的队伍就朝着这个峡谷方向走去。怀抱着婴儿的母亲们、老人和妇女，青少年和孩子——3万多人排着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走出城去。他们顺从征服者们上午在基辅各地张贴的布告上的要求，聚集在规定地点。谁不听从这一要求，就会被立即枪杀。一座公墓旁的犹太人没有一个预感到了听从命令的人会发生什么事。疏散？拘留？那他们为什么必须脱掉衣服？当他们不得不穿过一条警察组成的胡同，听任棍棒雨点般地打在身上时，人们心里升起可怕的恐惧。可这才仅仅是开始。当他们在一路上的殴打之后进到峡谷里时，被分成一组组、一排排地趴在地上。接着开始执行枪杀命令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几铲子泥土，只将尸体稍作遮盖，下一组就被赶进峡谷。残酷的过程重新开始，不断重复，一小时又一小时。屠杀得精疲力竭之后，德国的屠杀小分队不得不换班工作，一小时屠杀，一小时休息——这样一直到暮色降临。似乎没有尽头。夜里那些活着的人被赶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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