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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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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被赶到一个空空的大厅里，有些还相信是要“移居”——直到第二天早晨，当他们没有抵抗地被休息充分的特种部队屠杀。
少数幸存者之一卢德米拉…谢拉…波利切楚克回忆道：“我和母亲被车子送到一个集合地点。我开始喊起来。母亲抓住我的双手说：“乖女儿，别叫，不然他们会杀死我们。如果你不做声，也许我们能躲过去。”
然后传出一声枪杀命令。但母亲未等命令就带着我跳进坑里，扑在我身上。别动队开始用尸体盖住我们。然后他们枪杀另一组。母亲感觉我在她身下透不过气来，拿两只拳头放在我的脖子下面，不让我被血淹死。然后我听到士兵们过来寻找幸存者。幸运的是一位士兵站在母亲身上，刺死了躺在她旁边的受伤者。他们走后，母亲拉出失去知觉的我，抱着我离开了。波多尔是基辅的一个地区，那里有家砖厂。她将我抱进那里的一间地下室。我们在那儿藏了四天四夜。”
这场大屠杀持续了36个小时，然后那些党卫军成员想办法消除他们的痕迹：他们拿炸药炸这座峡谷。屠杀者做了准确的记载。33771名受害者，150名凶手——从此巴比雅尔在整个苏联就成了德国恐怖的象征。据估计，仅基辅地区就有近20万人被处决、枪杀、打死和毒死了。
负责当地大屠杀的是突击部队领导人保尔…布洛贝尔，他也在布吉拉亚泽科夫组织了枪杀。他的父亲是比利时乡下的一名小手艺人，他本人学过瓦匠和木匠的手艺。他的抱负和他的努力使他虽然中学没毕业就接受了建筑学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志愿兵——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1920年他在一家著名的建筑事务所获得成功，然后娶了一位名门闺秀为妻。1926年，在32岁那年，保尔…布洛贝尔的愿望实现了：他成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自由职业建筑师——包括建筑私人住宅。
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布洛贝尔再也接不到合同了，以领取失业补助度日，一贫如洗。在寻找政治靠山时他于1931年10月加入了冲锋队——奇怪的是他同时加入了德国社会党。1932年年初他似乎找到了他的使命：他是党卫军保安处最早的成员，负责暗中监视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这是有野心的布洛贝尔的第二次机会。毫无顾忌、奉公守法、无条件地忠诚于种族主义的纳粹思想——这些特点是在保安处内升迁的重要前提条件。但保尔…布洛贝尔还有其他特长，它们让他有资格胜任他后来的屠杀任务：他聪明，又不是知识分子。1941年年初他担任分队长——已经是上校级别了。布洛贝尔似乎天生适合“东方的特殊任务”，因为根据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具有“杰出领导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
在他的命令下，第三突击部队的4a别动队屠杀了约6万人，男男女女和孩子们。“他是怀着信念屠杀的。”后来起诉他的本杰明…费伦泽说：“他老说是上级命令只是装模作样。”不过，1942年初布洛贝尔被调回了国内极有可能是因为酒精问题，因为他似乎从心灵上和肉体上都再也经受不住这些罪行了。仅5个月之后帝国中央保安局就派他去执行一项新的“使命”：“1005行动”是要清除大屠杀的所有痕迹。这位显然又恢复了健康的党卫军成员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让人打开群葬坑，将尸体架在浇了油的铁架上焚烧，用特殊的磨子辗碎残余的骨头。
战后在纽伦堡受起诉的布洛贝尔没有后悔的表示。他像从前一样相信他是有优越感的人，具有优越性，像奥伦多夫一样——他不是为受害人而是为案犯难过，他感觉他们的“神经受到的伤害要比那些被枪杀的人厉害得多”。这位因“反人类罪”而被处决的人的临终遗言是：“作为军人，我遵守纪律，忠心耿耿……现在纪律和忠心将我送上了绞架。我今天也不知道，我不这样做又会怎么做。”简直难以想像比这更反常的对军人的理解了。
布洛贝尔属于因信仰而屠杀、精神受影响的人。许多人为自己所犯的罪痛苦。出现神经崩溃、酗酒、胃溃疡和心身医学疾病。另一些又变成无情的施虐狂，不加选择地殴打受害人，随心所欲地屠杀。第六别动队成员古斯塔夫…费克斯后来在审判突击部队时承认：“我还想补充，由于在进行这种处决时的心理压力巨大，有许多人没有能力执行枪决了，因此必须换掉。另一些人又嫌参与得少，常主动报名参加处决。”鲍利斯…冯…德拉兴菲尔斯1941年属于执行警察：“每天有三十多人，有时甚至五六十人想请病假。可一般只有一部分人被批准。于是随便开给他们某种药片，正如已经讲过的，有神经崩溃的，有自杀的，有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案犯们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对这些现象的描述很奇怪：总体上是在同情屠杀者，而不是他们的受害人。第4a别动队成员科尔特…韦尔纳的陈述是最典型的：“步兵分别站在犹太人背后，射击颈部杀死他们……根本无法想像，在那下面进行这肮脏的行为需要耗费多少神经。真可怕……一整个上午我都必须待在下面的峡谷里。有一段时间我必须在那里一直开枪……”
骷髅头第48节：使用毒气
作案人是党卫军成员，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种族狂热分子，但也有警察营成员，他们似乎根本不适合做杀手。他们的元首要求他们做骇人的事情，他们的头目、“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也知道此事。他为他的执行者担心。因此他在1941年12月12日致“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员”的命令里显示了上司对手下的“关心义务”：“高级领导和指挥员的神圣义务是亲自负责，不让必须完成这一艰难义务的我们的人员中有谁变得粗野或性情和性格受到伤害。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执行任务时要纪律严明，完成了这么一桩困难任务的那天晚上要举行战友聚会。但战友聚会绝不可以滥用酒精结束。这天晚上应是这样的，在这个晚上——视情况而定——最具德国家庭特点地围坐在一起吃饭，这天晚上的几个小时应该充满音乐、报告，将我们的人员带进德意志的精神和内心生活的优美地带。”“正常化”和大屠杀幽灵似地交叉——应该这样。
希姆莱重视的是，“规矩地”谋杀，形式正确，没有施虐狂或偷受害人的东西中饱私囊这样的“低级行为”发生。他的可怕的世界观认为这是卑鄙的动机，而不是屠杀数十万人。这种“区分”当然不仅在党卫军大人物的头脑里作怪。党卫军成员恩斯特…格贝尔后来谈到过一位下士：“（他）杀死孩子的方式真残酷。有几个被他抓住头发，从地面拎起，开枪打中后脑，然后抛进坑里。我最后再也看不下去了，要他别这么做……他应该更规矩地杀人。”
希姆莱不断向他的部下解释，他们是在受命从事一桩伟大而理想的行为，尽管它无情和恐怖，但最终能保证自己的民族生存下去。在党卫军或警察的等级制度里无人反驳——更别说1943年10月6日“国家领袖”在波森向党卫军和警察官员所做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演讲时了。
“你们中大多数人都将知道，如果100具尸体堆在一起，如果500具堆在那里，这意味着什么。挺住这场面，同时——撇开人类的特有的软弱不谈——保持规矩；这使我们变得坚强了。这是我们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写过永远不会有人描写的光彩的一页。”
希姆莱从一开始就很关心屠杀者的道德。他多次亲自到现场了解他们的行为。“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员”埃利希…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关心的是向希姆莱显示这一屠杀行业对他的部下有什么影响。“您看看这些人的眼睛吧。”他说道，“这些人余生都不得安宁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神经病患者和野人！”
希姆莱虽然表示“理解”，但他鼓励士兵们，他们的任务是必要的，他们应该摆脱道德上的顾虑，他和希特勒承担责任。必须打仗，这样将来的一代代人才能免于打仗。尽管如此，希姆莱和他的领导人员在寻找让谋杀不太“易受影响的”方法。西蒙…魏森塔尔，在战后不仅对案犯进行侦查，而且也试图解释大屠杀的形成过程，他简单地描写道：“有些屠杀者自尽了，因为他们再也受不了这些屠杀了。假如一个人在这里有三个孩子，自己却屠杀孩子，他就不是那同一个人了。因此要寻找一种间接的杀人方法。于是想到了毒气。”
开始用看不见的毒气一氧化碳在改装成毒气车的卡车里进行谋杀。党卫军旗队长瓦尔特…劳夫后来供述：“我说不清我当时对使用毒气车有没有顾虑。我当时关心的是，枪杀对于执行枪杀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负担，使用毒气车解除了这种负担。”这只是开始。不久，除了保护凶犯以外，大屠杀也开始具有新的规模——数百万地、机械地、彻底地。
艾克的“学生们”的机会就这么来临了。他们的特征不仅是纳粹妄想和仇恨犹太人，还有那些集中营统治的残忍方法。鲁道夫…霍斯成了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马克斯…克格尔任马吉丹尼克的指挥官。在达豪曾经在艾克手下服务的阿道夫…艾希曼成了帝国中央保安局里大屠杀的组织者。
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初建之时，就连那些最上层的刽子手们也没有想到将在这里犯下的罪行的规模。当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霍斯1940年4月底到达那里时，据他自己讲，他充满行动的欲望。他受命将这座游击队营地改造成一座“整洁的集中营”。
在对“快乐旧时代”的回忆中，他让人将讽刺性的格言“工作创造自由”钉在营地大门上方。在达豪也一样。但其他方面这位新任命的指挥官不想和老的有任何关系，后来他讲道：“我从一开始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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