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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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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一只凤鸟，非校楝食不吃，非醴泉不饮。这只鸟飞向北方时，看到地上有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死老鼠吃。老鹰看到凤鸟飞来，吓得‘唉哟’一声，赶快把死老鼠藏在身子下面，生怕被抢走了。你是不是也想拿你那个相位来吓唬我呀！”
老子和其后继者庄子的思想，成为以后道家学派的主题思想。
黄老思想与休养生息
汉初大臣中，有不少是推崇道家的，也比较系统地接触过道家学说。如曹参曾学黄老于盖公，陈平少好黄老，田叔学黄老于乐巨公，直到汉武帝初期，仍有汲黯、直不疑、司马谈等人学习黄老学说。汉初皇帝、宗室、外戚中，汉文帝本修黄老，文帝皇后窦氏尤其喜谈黄老之学，连带汉景帝及太子、诸窦都不得不读黄老。侯王大臣的宾客之中，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纂成《淮南子》（《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其中以黄老道家内容居多。
曹参相齐时，召集当地儒生百余人，询问安集百姓的办法，儒生各持己意，曹参不知所从。后请来胶西人盖公，为曹参讲论道家“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理论。曹参依照实行，相齐九年，百姓安集，齐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又继任为汉朝的相国，对萧何在位时所制定的规章惯例都不变动，专门挑选郡国官吏中诎于文辞的厚重长者担任丞相史，将言理深刻的属吏予以罢免，效果很好，百姓作歌称赞他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汉景帝时，齐儒者辕固生为博士，在景帝面前与道家一派的黄生辩论汤武受命是非问题，发生激烈争执。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怒，命辕固入圈击彘（《史记·儒林列传》）。
到汉武帝初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帉为太尉，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一起推崇儒术，贬抑道家，引起窦太后的不满。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建议汉武帝以后不再向居住在东宫的皇太后奏事，窦太后大怒，责备汉武帝，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暂时取消尊崇儒术的计划，窦婴、田帉同时被罢免，赵绾、王臧下吏自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武帝纪》）。
这二件事说明了汉初儒家与道家的竞争，也说明了道家势力在当时的较大影响。
汉初五六十年间，社会政治比较安定，统治集团内部虽有“诸吕之乱”、“七王之乱”的事件发生，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不大；政治作风比较健康，统治者从皇帝宗室到群臣百官大多出身社会下层，生活散漫放任，缺乏人文意识；社会下层地主、商人对农民的兼并还不严重；中原内地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边疆平和，从而为道家政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先秦时期的道家有老子、杨朱、庄子、稷下黄老等流派。老子虽主张守一、无为、清静〔注：《庄子·天下》：“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却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汉初所实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渊源而来的黄老思想，其中已兼容有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种观念，其总的思想是要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汉初以黄老政治思想为主导，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出了显着的积极效果，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从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逐渐恢复发展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
道家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道家政治思想便不再能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终于被儒家思想所取代。长于抚治战乱后的创伤而不长于创造性的进取，致使汉初的数十年间各项制度多有缺漏，这是黄老政治思想的不足。
老庄思想与道教形成
道教是渊源于原始巫教，综合鬼神崇拜、神仙学说、各种方术养炼，囊括阴阳五行、易学理论、谶纬神学，以道家学说为理论支柱，以各种功术为实践，以“道”为最高信仰，以太上老君为教主，由汉末张道陵创立的带有中国民众文化特色的宗教。
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研究有关“道”的哲学的学术流派。
道教与道家二者皆以老子的道为根基，道家学说是道教的哲学支柱，而道教是道家的宗教形式。《老子》一书的出现标志着道家学派的形成，而庄子之道虽不同于老子，但其根本仍然可以归于老子之言，继承了老子思想的本质特征，老庄思想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脉。
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分为一百八十九家，但“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观此九家之言，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道家作为九家之一，《汉书·艺文志》中对其概括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从政治方面来看，老子承认天、鬼、神的存在，但认为天、鬼、神也和人一样必须依道而行。道，存在于事物之先，是人们行事的依据。老子与孔子一样希望人道本于天道，但他主张天道自然，“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认为礼教观念是自然之道堕落的结果，应该将道作为人类终极信仰的无限本体，由无而至道。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都象老子这样以自己的方式发表着对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见解，问题是：谁的见解会为后来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所看重。
西汉初，有鉴于当时天下具体形势，陆贾提出无为的原则，依当时的政治情况，使百姓有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而最大力主张无为而治的就是老子，所以，直至文景之时，汉朝廷都用黄老治国，这是当时历史的选择。汉朝廷把道家学说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老庄之学最为辉煌的时代。然而，老庄之学毕竟不是纯粹的政治学说，不是为治国而创造的，所以就算在此时，也不得不“采儒墨之道”，“撮名法之要”。而此时虽有文景之治，但汉承秦制，在当时就为人所批评。其后的七国之乱，更始越来越多的人转向讲求中央集权的儒家，最终导致独尊儒术，孔子代替老子成为天道的代言人，儒术代替老庄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儒术通过建立上下的秩序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从而巩固君主的地位。在此之后，无论什幺朝代、哪个皇帝都不能不以儒术治国。道家学说从此被挤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道家在此之后也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她的代表人物也从庙堂散落到民间。然而道家的信奉者们并没有放弃重返政治舞台的想法，他们把政治主张写下来并献给皇帝，这就是《太平经》，道家所热烈追求的是幻想中的太平世界，实现太平的手段就是以老学治国。但因为他们鼓吹的是老庄之道，推崇的是老子，所以无法得到那些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儒生们的支持。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无法通过现有的政权实现政治理想，于是他们就自己动手了，这就是太平道及五斗米道的多次起义。但是，太平道的军事行动失败了，五斗米道的割据也没能维持下去。重返政治舞台的努力失败后，所剩下的只有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了。
从老庄思想的生命观来看，老子主张“贵生”，重视人的生前；庄子提倡“全生”，将生死看作自然现象；以后的道教以此重视“养生”，以“延长生命，顺天发展”为道教主长生求不死的信念。老子的生死观为“贵生”，指出生死转化使生命处于柔和境地，保存活力，为后来的道教的生死观奠定了基础。而“全生”语出《庄子·养生主》。将道解释为精气，“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将老子的贵生说引向形神相交之路。在汉代与方术相结合，由养生进而追求长生，从而形成了道教的生死观。而《庄子·在宥》：“汝神将守行，形乃长生。”以及“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与天地精神往来”，“澹然独与神明居”等等阐述思想境界的观点，被道教用来解释为成仙后的状态。道教的神仙学说虽然是籍老庄之说诱人入道，但也有它的积极作用。死亡和灾病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对人们来说是更直接的社会压迫力。道教的神仙以克服死亡和灾病、逍遥自在为特征，不仅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神化，也是对超社会力量的神化。。
老子之后的道家在战国和汉初有两次大的综合发展，一是战国时庄子学派的形成，庄子及其后学者在自己学派的立场上，评论百家，综合道家各支派。《庄子》一书本身就是道家各派的总思想集。而《管子》一书中《白心》、《内业》、《心术》等篇都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吸收各派思想。二是秦汉时黄老学的发展，其代表作即为《黄帝四经》和《淮南子》，《淮南子》一书综合阴阳五行的术数成果和神仙养生之道，是道家学说与神仙方术融合的成果。但组织编纂此书的刘安被汉武帝赐死，使得道家学说中的“君人南面之术”一蹶不振，而转向与方仙道结合成为黄老道信仰，成为早期道教的先驱。道教以道家学说为主，杂取儒、墨、医、佛诸家思想资料，使得道教象一个大葫芦似的把正统的儒教文化不收的许多文化要素都收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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