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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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在全国各地展开的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运动中，鲍曼几乎始终扮演了下面这样一些角色：官僚，法律和法令的签署人（多半同其他人一起签署），向党和国家机器输送元首意愿的变压器，保证凶手们不致漏掉任何一个人的数据存储器，搬弄是非的人和为主子效劳的监工。
　　在这一行动中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独创精神。他看起来远远不像在顽固地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那样卖力气。在希特勒看来，他是一个理想的替身，在这个替身的掩护下，自己可以在世人和后代面前把自己突出表现在犹太人身上的杀人嗜好隐藏起来。鲍曼也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感到自豪。在希特勒的席间独白里，如果有几句反犹言论，鲍曼就添枝加叶地把它们变成一项指示。只要他够激进，他在这方面就绝不会因为积极而犯错误。这对他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他能把小小的不满变成一次全国性行动的事实，就颇能说明他的这一特点。他肯定没想到，历来受到那些炫耀德国国粹的人推崇的花体字——书写体和印刷体——可能是犹太人发明的。当有人向希特勒提出这样说法时，负责出版事业的全国领袖马克斯·阿曼和受纳粹党出版总社控制的技术企业的老板、及“印刷厂主阿道夫·米勒先生”于1941　年1　月初被召往上萨尔茨山。希特勒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旧体字，即古罗马字今后应被视为通用的字体。”犹太人发明的施瓦巴赫字，——鲍曼在通函里宣布说，——在学校和印刷厂，在街道路标上和文件里，总之，在一切地方都必须尽快予以废除。为了办这件事而浪费的人力和物力，使那些负责军工生产的人感到震惊。
　　公诉人在纽伦堡指控缺席受审的鲍曼从1941　年起，也就是自赫斯驾机出逃后，同其他人一起签署了几乎全部反犹法律。然而，法庭并未调查，除了属于职权范围内的签字以外；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了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比如，在新扩张的德国领土内实行的种族法，或者没收已迁走的犹太人的财产的法令。尽管他或者他手下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国务秘书克洛普费尔一直参与了法律宗旨的确定和条文起草，但他和他的全权代表们的行为中引人注目的东西与其说是阴险狡诈，不如说是官僚者的老奸巨滑。凭着这一点，他们把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法律之网上的最小的漏洞也给堵死了。
　　克洛普费尔参加了1942　年1　月20　日召开的所谓万湖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出风头。这次会议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制定了消灭犹太人的方案。鲍曼留在“狼穴”，尽管那些天他在那里无事可干。然而统帅希特勒却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挫败苏联红军想突破德方因严寒和撤退而受到削弱的中部战线的企图。因此，他没有时间过问其他事情。鲍曼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回到柏林，然后直奔上萨尔茨山。我们从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虽然知道这些决定，却想把决定的贯彻执行让给希姆莱和他手下的人。
　　即使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反犹活动方面基本上也没有超过党的领导人照例应达到的程度。他要求大区领袖们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如果他们“不立即遵守某些规定的话”。这个作法同样适用于某个“雅利安人”。此外，鲍曼还负责监督下述规定的执行：从1941　年9　月5　日起，德国境内的全部犹太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六岁以上的孩子在内，在公开场面
　　露面时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教六芒星。几年前他就建议过要犹太人戴类似标志。当然现在这不再是他个人的创造了。同他在其他方面始终干劲十足不一样，他在迫害犹太人方面大概有数月之久裹足不前。此刻是他已经知道了希特勒的决定，还是他比其他所有干部都要早地获得了“最终解决”的计划，因此认为自己已经不屑过问细枝未节了？无疑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设想的。
　　希特勒的陆军副官格哈德·恩格尔记下了希特勒1941　年2　月2　日在总理府当着鲍曼、施佩尔和凯特尔的面进行的谈话。希特勒预言道，战争结束后德国再不会有犹太人了。如何处置他们，他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而且外交部还为此提出过把所有犹太人运往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去的计划。但目前在战争期间这是不可能的。希特勒不无疑虑地说，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的犹太人。他说：“要是我知道什么地方能安置几百万犹太人就好了，当然根本不会有这么大地方。”这段时间希特勒再也不说移民和东方的永久性定居点了。鲍曼知道，海德里希正准备遣送事宜，而且从1941　年10月起就付诸实施了。就是说，还是在万湖会议之前几个月就开始送了。起初说是到东方集中路过那里。但鲍曼已经从希特勒那里获悉，东方将是犹太人的最后一站，是他们的生命的终点站。他一直呆在他的元首身边，因此，每当希特勒在同他私下交谈中考虑各种可能性的取舍时，他也许在希特勒作出杀人决定方面起了催化作用。
　　1942　年1　月20　日举行的万湖会议，作出了把犹太人赶到东方去劳动的决定。在劳动中“大部分人将因自然减员而死亡”。剩下来的人，也就是抵抗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予以“适当处理”，因为这些人“一旦获释将会成为犹太人东山再起的力量”。尽管警察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牺牲品带走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竭力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放逐行动还是瞒不过德国人民的眼睛。五月中旬，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进午餐时对“所谓的市民阶层。。现在为被送往东方的犹太人流鳄鱼眼泪”怒不可遏。此外，从东方回国休假的人也透露了他们在东方的见闻。据说，犹太人在那里遭到了有计划的屠杀。
　　因此，到了1942　年10　月，鲍曼觉得有必要给大区党部定一个——尽管是拐弯抹角的——表态的调子。必须提醒人民群众回忆一下在犹太人和日尔曼人之间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斗争。如果说犹太人现在被关进集中营而且必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时对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只能用强硬手段来解决。”他绕了许多圈子以后终于用最后一句话，用纳粹语言中通用的行话暗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就这一点来说，这封信泄露了天机。
　　鲍曼继续随大流。1942　年10　月他让在此期间取代达勒而爬上了粮食部长宝座的赫尔伯特·巴克明显地减少了犹太人凭供应卡购买的定量食品。然而这一措施也并非他的发明。在一个月以前，戈培尔就已经切断了柏林犹太人的一切配给品供应，并禁止他们饲养家畜和做“雅利安”理发师的工作。
　　与之相反，鲍曼却始终以刻板的谨慎态度关心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做出决定，军人可以获得娶同犹太人结过婚的妇女为妻的特许。鲍曼向希特勒报告了这一情况。于是党组织便从一封通函里得知希特勒的决定：“同犹太人结婚的德国女人已经证明自己没有种族本能，因而她们今后同军人结婚的问题将不予考虑。”
　　有人向鲍曼报告说，在审查希特勒的女厨师的家庭出身时，发现她有一
　　位祖母是犹太人。真是咄咄怪事。因为希特勒常常称赞这个女人的烹调技术，有时甚至请她共进晚餐。大家心里明白，一个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女人是不许呆在元首身边的。然而，当鲍曼向希特勒报告这一情况时，后者却怕辞退这位女厨师。管家鲍曼便出面寄给这位正在休假的女厨师一封解雇信。但这又不合希特勒的心意，他不愿失去他那可口的菜汤。因而又撤销了解雇令。
　　鲍曼越来越被希特勒视为犹太人问题的专家了，或者至少被看成是这条残酷无情的路线的忠实可靠的捍卫者。在一个由一位部长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访问德国期间，他受托向他们传授纳粹党的反犹经验，就是证明。盟友匈牙利在这方面总是马马虎虎，而且找他们那里大量存在的犹太人的麻烦，当然是在柏林大哥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但是，如果欧洲真的应该成为没有一个犹太人的欧洲的话，那就不能容忍布达佩斯例外。1943　年3　月7　日晚，鲍曼离开“狼穴”，经柏林去上萨尔茨山。在慕尼黑党总部，他还收到一份电传打字电报，这是负责接待来宾的外交部长作为“在这类会谈中供参考的资料”推荐给他的。
　　冯·里宾特洛甫这个被所有老党员公认为爱虚荣的傻瓜和暴发户，现在居然也想插手意识形态工作。鲍曼只会把这视为狂妄。因此，冯·里宾特洛甫关于“在德国或它的某个盟国内如果有十万犹太人。。那就几乎等于让英、美情报机构的十万名间谍潜入德国或它的盟国”的论点，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犹太人是英、美消息和失败主义的传播者。因此，从主观和客观全面考虑，必须对他们采取“特别措施”。迄今为止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匈牙利藉犹太人只有在他们没有返回祖国的情况下才被遣送到东方，这种作法必须改变。
　　鲍曼的任务是向匈牙利来宾说明，他们现在应该“效法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也应开始迫害犹太人。鲍曼具体要求把犹太人从文化生活和经济领域中排挤出去，立即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让犹太人在公开场合佩戴犹太人的标志六芒星，以及开始向东方转移这些人太危险，他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客人们于上午来到上萨尔茨山，受到鲍曼的款待，而且还被带到各处参观。在萨尔茨堡，他们还观看了轻歌剧《蝙幅》，鲍曼深感到自己是东方和大德意志帝国的代表。第二天他派出一队豪华的供国宾乘坐的马车经过高速公路把他们送往慕尼黑。在党总部建筑群兜了一圈之后，他们在鲍曼的普拉赫寓所受到了盛情款待。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