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架的凤凰-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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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记载说，她是在备受酷刑、精神失常之后，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　
　　也有记载说，她是绝食而死的，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温睿临的《南疆遗史》）。　
　　总之，这桩案件，使得一时之间“中外哗然”。　　　
　　信任危机　　　
　　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真正的妃子。既然童妃是真正的妃子，那么，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人们对于弘光皇帝来历的怀疑了，从而引发了南明王朝最严重的一场。　
　　人们不禁要问，弘光皇帝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拒绝承认童妃的身份呢？是不是他有难言之隐？或是怕她看出什么破绽？南明王朝，从官到民，从朝到野，不少人心里都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人们把当初迎立福王时的种种蹊跷联系起来了。据当时最广泛的说法，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急于拥立新君，曾与幕僚密谋，拥立藩王，抢得头功，这样以后朝廷的事情才可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挟其私心，马士英便派其私人顾问杨文聪，“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聪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就这样，福王被马士英接在营中，能证明福王身份的，也仅仅是一个王侯的印玺。　
　　人们普遍推测，其实真正的福王已经死了。因为福王从许州出奔之后，有好几个月时间，他的履历行状记载不详。自然也不排除有不逞之徒，杀死福王夺得印玺，从而冒名顶替福王，承继大统。因为皇位这个东西，金光灿灿，十分诱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豪杰枭雄，拼却了性命都不可得，而仅凭一个王侯的印玺，就可轻而易举唾手得到，天下没有比这种风险更值得一冒，更有价值的了。这样一个冒名顶替者，自然难以逃过曾经是他亲密爱人的妻子的法眼。　
　　当时的东林复社党人鼓动最力，他们得知童妃下狱后，如获至宝，大造舆论。他们质疑弘光皇帝的合法性，闹得朝野一片喧哗。在他们看来，福藩继统，就等于承认自万历以来，他们在残酷的党争中是最后的失败者。东林复社党人自然不承认这种失败，正像童妃案给阉党一派提供机会一样，也给东林复社党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抓住童妃事件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弘光朝廷越描越黑，朝野上下，都认为童妃是真的。这事一直折腾到南明小朝廷覆亡，才算罢休。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邹太后不出来证明一下真伪呢？在此引用二则古人的记述，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一则是黄宗羲的记载：“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弘光趋迎，屏人密语者久之，遂为母子”。与此大同小异的，是林时对在《南都三大疑案》的记载：“（弘光）登极后，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凤舆至内殿下舆，帝掖后至殿隅，密语移时，群臣拱立以俟，秘弗闻。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乔大理圣任先生在班行目击者，曾面语余。或云：帝实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审理貌类，因冒认。语时戒勿，同享富贵。”　
　　有以上史料可知，太后明知是假，但为了富贵和性命，只得保守秘密。那么人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如法炮制，反正真正的福王已经死了，完全可以做童妃的工作，也让她守口如瓶，不去戳破，从而拥有皇后之名，岂不两便？这你就不清楚后宫斗争的血腥了。况且弘光是一个苟且偷安、追求享乐的人，而后宫佳丽历来善妒，认下童妃，就等于自己成了童妃手中的人质，还能为所欲为？而最干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杀了童妃，如此方可永绝后患。　
　　总之，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了重大的信任危机。　
　　一方面东林党人言之凿凿，断定弘光帝是一个异姓子弟的冒牌货。而马士英等“奸雄”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　这样的正宗“贤王”不立，却拉来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拥上皇帝宝座，居心叵测，是古来大奸。弘光皇帝和马士英一派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展开反击。于是，朝中党争前所未有的激烈起来。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就在这种内耗中，亡国无日了。　　　
　　党祸之争　　　
　　当初，马士英以定策元勋自居，独揽朝中大权，也不把精力放在抗击闯军和清军之上，而是用在排挤异己上。他首先打击史可法，史可法只得离开南京督师扬州。而后又把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相继排挤出朝。与此同时，他起用魏阉党羽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等职。马士英的倒行逆施之举，遭到了朝中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以及复社人士的强烈反对。　
　　据李清著《南渡记》载：“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阮大铖唯利是图的德行可见一斑，当时的民谣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阮大铖机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报复那些反对他的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他对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复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首先，阮大铖把从北京南下的东林党人说成是叛徒，并且鼓动江南士民对他们的激愤，还禁止他们进入南京。史可法在扬州得知情况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做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　
　　但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怂恿下，南明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　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南下干部受到怀疑并被严惩。这种状况使得这些老干部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满清政府，加速了南明政权的覆亡。　
　　其次，阮大铖还为魏阉翻案，重颁《三朝要典》，兴起大狱，罗织清流。由于弘光帝在其内部的党争中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使东林党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东林党人在道义上获得了民间的支持，对阉党的威胁继续存在。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童妃案，马士英认为是天赐良机，就想借此机会再一次搬倒政敌。所以一改起初对童妃的支持态度，把她变为打击对手的利器。他令司法部门深挖此案背后的主使人及附和者，意欲再兴冤狱。　
　　这样，陈潜夫就以参与了童妃的“阴谋”而首当其冲了。因为陈潜夫与东林党人关系很好，而东林复社人士依附镇守重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而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向来来往密切，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他们互为声气，文攻武卫，这就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　
　　小小的童妃案为阉党和东林党人同时提供了一个借口，童妃的真伪与否，成了左右朝廷的关键。　
　　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这样，就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产生了摩擦。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没有得逞，他又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这个来自贵州的越其杰，曾是同知，因为贪污而被流放。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起初，越其杰得到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的支持。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南阳全境。当萧应训之子萧三杰向越其杰报捷时，越其杰反指责他们父子是土匪。因此，当越其杰通过南阳时，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城门以示抵制。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南阳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和利益的再分配，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此时童妃案发，童妃案就成了马士英搞掉陈潜夫的棋子，童妃的真假此时就变得不重要了，所以童妃必死。而作为童妃发现者号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牵连，他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马士英、阮大铖为防左良玉，调江北四镇兵力西守。而使北方空虚，直接把河南、安徽暴露在清兵的兵锋之下。弘光元年即1645年初，宁南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浮江东下，同东林、复社党人遥相呼应，进军南京，讨伐马士英，马士英派黄得功抵御。清军趁着南明朝廷内乱，于1645年旧历四月，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此时的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清兵攻打江北重镇扬州，史可法率众死守，损失惨重。史可法急忙向弘光小朝廷求援，弘光帝忙于内斗，无暇北顾，对他不理不睬。终因寡不敌众，于1645年4月25日，扬州沦陷，史可法殉难。清军对扬州进行了10天血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这才着急起来，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唯知饮酒作乐。5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清军直扑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均逃走，后均被清军俘杀。朱由菘也慌忙收拾起行装，不做任何抵抗，于10日深夜携带爱妃，从通济门潜出，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黄得功内心虽不胜感慨，但仍决定以愚忠报国。第二天，清军追到，黄得功安排朱由菘与爱妃避入船中。自己率部与清军展开水战，不幸被冷箭射死。其部将田维、马得功谋劫朱由菘及其爱妃，降清邀功。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由菘的双脚，生怕他跑掉。朱由崧痛哭流涕，哀求两人，却毫无效果，他便撕咬田雄的脖子，以致血流满衣。朱由崧的痛悔愤恨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但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5月25日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到北京。次年5月，以“谋为不轨”之罪，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年仅39岁。　
　　朱由崧少年膏粱，以乃父的享乐主义至上的主张为主张，只可惜刚刚转入盛年，就突遭变故，只得南北流窜。昔